最近大量韩国游客跑去上海，都会到“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打卡。其实，重庆也有一个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对于一些韩国的革命者、史学家来说，上海是临时政府发源地，但重庆是革命根据地，以及法统根源地。可以这么说，韩国临时政府是在中国国民政府长期支持下，才走到今天的。抗战胜利后，韩国临时政府人员从重庆回到韩国后这样评价：贯穿重庆、上海、汉城的80余年韩国历史，将这三个城市紧密连接在一起。

如今的韩国政府，追根溯源来自1919年的3月1日爆发的“三一运动”，这是韩国首次民族独立运动，被日本占领当局血腥镇压，共杀害6000余人。虽然功败垂成，但这是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次斗争，被认为是韩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

“三一运动”后，大批韩国人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独立运动，中国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大本营。

1919年4月10日，首次韩国临时议政院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会议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选出了议会议长、副议长、国务总理、内务部长、外务部长等政府阁，正式将韩国国号定为“大韩民国”，李承晚被选为国务总理。9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第一部宪法，议政院再次选举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

这一年，在平壤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一个男孩正好7岁。六年后，他跟随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吉林，之后逐渐走上另一条抗日之路，男孩的名字叫金日成。

尽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但它的内部派系复杂，彼此勾心斗角、激烈内耗，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21年李承晚带着一些亲信出走美国，从此一直以美国为主要活动地点来争取海外支持。后来李承晚曾多次回到中国，但没有再到过上海。

当时国际上对韩国独立运动普遍反应冷漠，列强基本都对这个中国曾经的属国、日本如今的殖民地漠不关心，最积极支持韩国独立的就是中国和苏联。中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很早，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时，韩国临时政府就派专人求见，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请求，包括请中国军事院校收容韩国学生等。

孙中山对这些请求给予了积极回应。1924年黄埔第4期开始接收韩国学生，这些人都有中韩双重国籍，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广泛担任军中基层工作。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前往中国东北，参加了独立军的武装行动。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对韩国政府的支持也日益增大。主要负责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和戴笠，核心内容是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1932年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次和朝鲜民族革命党党魁黄埔军校毕业生金若山合作，在南京汤山合办干部训练班、特训班，学员后来都成为朝鲜义勇队的骨干分子。

“七七事变”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先设立在四川南部的綦江，1940年9月从綦江迁到重庆。抵达重庆后，比较有影响力的韩国人金九和金若山，为争夺武装力量控制权一直争斗不休。后来在蒋介石亲自斡旋和何应钦强令下，金若山被迫同意交出“朝鲜义勇队”，和“光复军”合并，金九获胜。金若山后投奔了苏俄和北朝鲜。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当日出席的中方政要超过百人，盛况空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来祝贺。这支“光复军”从法理上来说，是如今韩国军队的直接前身，成立时被韩国人称为“继承了抗日义军和独立军33年斗争传统的武装独立团体。”

“光复军”规模不大只有4个支队，武器、给养全部由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拨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辅助中国军队作战，以及向日军中的韩籍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其作为韩国独立主权象征的意义更大。如今留下的一些历史照片上可见，韩国义勇军士兵身穿国军制服，头戴国军船形帽，佩青天白日帽徽。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临时政府返韩日期商定，蒋介石亲自在重庆宴请金九及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宴会场面伤感而温馨。这些韩国“政府官员”常年生活在中国，和中国军民共同作战，与国府官员上上下下都是几十年“老同事、老领导”的特殊关系，加上中韩文化相通，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身在异国。他们的孩子也都生长在中国，说流利的汉语，如今要放下26年的漂泊斗争生活以平民身份返国，自然不舍。

1948年底，金九在回国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以副议长身份退出政坛，淡泊名利。一年后被刺杀于汉城“京桥庄”住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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