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经济学知识分析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今年的哦）

2003年以来，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效果的相互掣肘和抵消。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应尽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作用。

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当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给与补贴增多，减少税收以刺激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与以前作比较，显得较为宽松。都知道前一段我国经济过热，所以央行连续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投资，缓解经济过热情况。进来经济增长放缓，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推动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前一阵央行推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这样的政策被称为宽松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资源性的产品价格会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升高，但对于高科技产品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价格会下降。总体上来看物价总水平就要看财政货币政策是不是贯彻落实了。

三、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目前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上为控制货币总量，从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转型，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各类资源浪费。

四、对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分析

1、当前我国经济状况可以归纳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持续21个月走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

2、体现出典型的买方市场的特征,而且是一个有效需 求十分疲弱的买方市场,然而通过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市场作一比较,我们即可发现我国市场上的过剩只是低水平的市场过剩,

3、尚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如何选择合 适的财政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来发掘市场中潜在的有效需求,防止通货紧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学界一个全新的课题。

五、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2008年，中国经济能够在将核心CPI指数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的同时实现接近10%的实际GDP增长速度。然而，中国经济景气从2008年起转折下行，已经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在长期中性的需求管理原则指导下，建立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发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以及消费需求与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景气进入收缩阶段后防止萧条形态。

中国经济具有投资驱动的内生增长性质，从而其潜在国民收入增长容纳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效应。由于2004-2007年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已经通过滞后效应大幅度提升潜在国民收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减缓可能产生明显的负向国民收入缺口。同时，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需求驱动力量已经从1982-1993年间的内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转变为1994-2007年间的外部净出口需求，必然通过国际贸易途径而耦合美国经济波动，严重其经济周期的内在收缩倾向。中国通货膨胀机制完成从高核心通货膨胀率向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性转变。由于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与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难以避免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结构性上涨。不过，在竞争性市场体系支持下的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基本消除中国通货膨胀的资源成本推动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并且将继续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递减的通货膨胀动态结构，保持较为温和的CPI指数核心通货膨胀率。

面临高储蓄倾向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路线，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在弥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可能通货膨胀缺口时，中国需求管理不仅存在硬着陆与软着陆的政策选择，而且存在正向软着陆与反向软着陆的政策选择。中国需求管理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的政策指导线，并且面临持续扩展而实时未知的潜在总供给能力，应该采取微撞的操作模式，通过间歇性增加总需求而跟踪潜在总供给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