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通向繁荣之路：经济学家为什么争论》王东京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亚当·斯密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市场无形之手；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斯密还强调：资源配置应首先让看不见的手进行基础性调节，发挥主导作用；而只有在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政府才可拾遗补缺，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斯密虽讲得清楚，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一场国际性的大论战。当苏联建成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也有学者极力反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他指出，资源不可能通过“计划”优化配置。此观点后来遭到兰格等人的批评，而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坚定捍卫者，并直言不讳地宣称：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

1937年是一个重要节点，该年科斯发表了那篇大名鼎鼎的《企业的性质》，其分析独具匠心。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企业就会无限制地扩大，可为何地球上不见有哪家企业扩张成一个国家呢？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么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可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出现？

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的高低。“交易费用”人们耳熟能详，无需我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更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配置；否则就用市场配置。

逻辑上，科斯这样讲肯定没有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的高低，是事后才能知道的结果，事前人们很难预知用计划或市场配置资源何者交易费用更低。既如此，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猛然一听，此问题确实有些棘手。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其实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比如“公共品”的提供，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你享用不妨碍我享用），供求规律起不了作用。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

为便于读者理解，让我举灯塔的例子解释。

灯塔属典型的公共品，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以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因此市场无法给灯塔提供的“服务”定价。另一个困难，也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于是给灯塔主人收费造成了困难，若强行收费，势必引发冲突。

由此可见，无论是服务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

与灯塔类似，诸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助弱扶贫等也都具有公共品属性，为节省交易费用，此类项目也应该由政府提供（配置）。中央之所以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理解，就是指政府在上述领域应当仁不让，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是的，公共品（服务）不同于一般竞争品，它只能由政府提供。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应交给市场，政府必须走开。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配置无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仍然有，但相对政府配置会低很多。想想从前的计划分房，曾引发出多少矛盾冲突？今天何以用货币购房取代计划分房，重要一点，就是过去计划分房的交易费用太高。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近年来中央的一个提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何为“决定性作用”？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而我认为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让供求决定价格。价格是市场信号，价格若不由供求决定，市场信号不反映供求，则资源配置必方寸大乱。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却仍有人坚持政府要管价格，认为不如此就无法照顾穷人。其实，政府照顾穷人可给穷人补贴，大可不必管价格。管价格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令短缺商品更短缺。

第二个重点，是由价格调节供求。事实上，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如某商品价格上涨，表明供应短缺，受价格指引企业会多生产；某商品价格下跌表明供给过剩，企业会少生产。这样看，生产什么或生产多少要由企业做主，政府不能指手画脚。要知道，政府并不知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官员也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需求。

另外再一个重点，是推动生产要素市场的全方位开放。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前提是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试想，假若要素市场被固化，资本不能在行业间自由转移，价格何以引导资源配置？倘如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岂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为经济学家、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