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云南省博物馆博雅堂内，文博专家詹长法以《科技赋能金属遗产保护修复的价值阐释研究》为题开展公开讲座，讲座内容立足国际视野与国家文化战略，梳理了文物修复的发展源流，阐释了金属遗产承载的历史内涵与价值，并结合实例讲述了金属浇铸的中外文明变迁细节。

一尊实物，胜过千言万语。詹长法以马克·奥勒留骑马雕像、里亚切青铜像、美少年青铜像等意大利经典金属文物修复实例来说明，金属遗产修复类似于文物“诊疗”，多学科专家如同文物医生，既要治理器物本体的病害，更要解读文物背后蕴藏的文明密码。

什么是金属遗产？金属遗产是指以金属为核心载体，兼具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涵盖金属器物、古代矿冶遗址、传统金属工艺等类型。作为古代社会生活、信仰习俗、手工业技术的实物载体，金属文物承载着中外古代先民的精神世界。如今，金属遗产保护修复已经脱离了简单修补器物的技术范畴，发展为兼顾文物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工艺价值的系统性工作。

据詹长法介绍，欧洲是现代文物修复理论的重要发源地。回溯18世纪欧洲修复学术大讨论，布兰迪修复理论逐步成型，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所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了完整的科学修复体系，成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普遍遵循的基础原则。这套成熟的保护范式通过中意文博合作引入我国，并在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北京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相继落地，国际先进理念、装备、材料的本土化转化与应用，搭建起了中外文物保护互学互鉴的实践通道。

从遥远的欧洲到如今的中国，金属器物跨越了中欧两大地域，跨越万水千山的文明回响依然不息。古老的金属会锈蚀，但文物承载的人文精神可以代代延续。

近年来，我国从国际规则参与、制度政策、保护理念、人才建设等多个方面持续完善保护体系。在国际层面，ISO TC349国际文化遗产标委会落户故宫博物院，标志着中国正式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规则的制定，中国文物保护实践开始走向世界。

在制度政策层面，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将传统十六字文物保护方针升级为二十二字方针，保护导向由侧重“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完整性保护”。

在保护理念层面，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条件差异巨大，“一刀切”的保护模式不再适用，区域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成为必由之路。但国内预防性保护学术积累尚且薄弱，三十年间相关学术成果仅有百余篇，加之极端气候频发，文物病害风险持续上升。对此，“数字化优先”被提升到重要战略位置，虽然实体文物终将随时间自然消亡，数字遗产却可以实现永久保存，这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极具前瞻性的战略选择。

在人才建设层面，全国符合规范的文物修复师仅约3000人，行业缺口达上万人。传统师承模式已经难以适配现代保护多学科交叉的工作要求。国家将文物修复师纳入国家职业大典，推行全国统一职业考试；高校增设文化遗产一级学科，从职业制度和学科教育两个维度夯实人才根基。

云南青铜器是中国西南青铜文明的核心代表之一，在全国金属遗产中具有重要的地域标志性地位。长久以来，青铜器保护面临“青铜病”的核心难题——一种呈现绿色粉末状态的“有害锈”，这种锈迹对青铜文物构成威胁，一旦产生且没有及时清除，就会蔓延造成更大范围的侵蚀。

基于我国现代保护体系的科技修复，成为文博业界应对难题、有效唤醒文明记忆的关键之法。詹长法提醒道，修复工作只能延缓金属矿化与腐朽的自然进程，并不能逆转时光。与此同时，科技在带来机遇的同时，诸多现实困境亟待解决，例如AI技术过度介入带来的修复干预风险、文物领域高质量训练数据供给不足、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短缺、文物修复相关伦理规范建设滞后。

“技术可以赋能修复，但不能取代人。修复者对历史、对古代艺术品的敬畏与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现任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的詹长法分享道。据了解，詹长法曾主持完成四川乐山大佛修复、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南海I号”沉船保护研究等重大项目，多项成果获得全国十大、十佳文物维修工程表彰，如今主要从事文物保护理论、文化遗产科技保护及教育培训工作。

开屏新闻记者 史子昊 通讯员 叶之声

一审 孙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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