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6年以来，日本经济依然没能摆脱持续的窘迫处境：一边是日经指数一度重回“泡沫经济”时代峰值，另一边是实体经济在“滞胀”泥潭中挣扎难行。这种分裂景象背后，藏着日本经济从宏观结构到微观逻辑的“深层断裂”。

从宏观层面来看，日本经济在“滞胀”与“囚徒困境”中进退维谷。最近两年，日本国内能源以及包括食品在内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飙升，导致通胀愈演愈烈，经济运行不时陷入“技术性衰退”。更严重的是，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空间也被极度压缩。日元大幅贬值曾被视为日本提振出口的强心针，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今天，该手段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日本大型跨国企业或可借助汇率变动实现账面利润暴增，但对占日本企业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说，弱势日元意味着进口原材料和能源成本激增。日本央行深知需要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支撑日元，但脆弱的经济复苏基础又经不起高利率冲击，高额国债利息支出也经不起加息考验，到头来只能在“保汇率”与“护经济”的夹缝中谨慎微调。

从产业角度看，日本在“创新突破”层面陷入迷茫。日本战后产业发展奇迹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技术扩散加上自身工艺改良的产物。但如今，支撑日本这一模式的一些前提不复存在，比如对外技术落差逐渐消失、内部创新能力日显匮乏等等。在亟需自己加强“从0到1”的原始创新时，日本产业界却屡屡出现战略误判，错失良机。

究其根本，一方面是创新环境不够完善。某种程度上说，当前“日本制造”的危机不是“造不出好东西”，而是“造不出聪明的东西”，核心瓶颈在于无法将物理层面的精湛工艺转化为数字时代的生态竞争力。比如，当今时代新一轮汽车产业革命突飞猛进，机械制造能力的边际效应递减，智能化体验愈发重要，日本车企却普遍缺乏足够吸引消费者的软件架构等方面能力。背后一大原因，就是日本在数字经济尤其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创新生态不够健全。

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神话走向破灭。日本曾引以为傲的“工匠精神”“年功序列”“终身雇用”等，如今正在变成制约自身产业变革与发展的短板。除了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人才结构错配问题也日益突出。日本企业固有的人才培养传统导致内部充斥着终身雇用制下的大量传统管理和业务人员，晋升体制陈旧与快速迭代的新兴产业往往难以匹配，导致真正稀缺的人才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种“技能型通缩”让日本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显得力有不逮。

面对上述困境，高市早苗政府试图通过强力干预“力挽狂澜”，但这套被称为“早苗经济学”的政策难以根治日本经济痼疾。

一是容易造成资源错配。高市路线的核心特征是“危机管理投资”，即打破财政约束，加大对半导体、核聚变、量子计算等战略产业的资金支持。这样做的目的是守住日本在材料和硬件制造等领域的底线，防止产业链彻底“空心化”，但这种操作带来严重的资源错配风险。日本固然面临先进逻辑芯片等领域制造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更缺乏AI算法、软件生态系统、数据商业化应用场景等创新环境构建能力。当前情况是，“早苗经济学”难以对一些可能具有创新潜力的初创企业形成有效支持，这种资源错配只会导致日本在错误的赛道上越跑越远。

二是遭遇宏观政策副作用反噬。高市政府倾向于“弱日元+超宽松”政策，但这在当前日本经济现实逻辑下是矛盾的。弱势日元或能美化跨国日企的财报，但对亟需升级的日本国内高端制造业来说，却大幅推高了引进先进设备、购买算力服务和进口能源等方面的成本。特别是对高耗能的半导体制造和数据中心产业来说，巨大的电力成本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此而言，“早苗经济学”实际上是在牺牲国内中小企业和日本社会的利益来帮助一些大型日企。

三是面临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鼓噪下的技术“孤岛化”风险。近年来，在右翼势力加紧渲染“外部安全威胁”并不断推进“经济安保”议程的背景下，日本移民政策渐趋保守，产业链供应链审查日益严苛。日本技术创新的封闭性本就严重，当前这种右翼政策基调只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技术的“孤岛化”风险。高端制造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高端人才竞争，如果不能吸纳海外先进技术并吸引海外顶级工程师，单靠日本本土日益萎缩的理工科人才储备，很难支撑“早苗经济学”的相关政策设想走向现实。（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