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授予3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实际经济问题的传统。在全球经济面临增长放缓、技术迭代加快的背景下,他们的研究提醒人们,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不仅仅依赖技术创新本身,更依赖于创新的环境和机制。如果没有制度和政策的充分支撑,创新可能陷入停滞或结构性困境。
创新驱动增长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经济科学奖颁发给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在“阐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据报道,三人共同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82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其中,莫基尔获得一半的奖金,阿吉翁和豪伊特则分享另一半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稿中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第一次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变化使大量人民摆脱贫困,并为我们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解释了创新如何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
其中,莫基尔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对经济史资料的系统研究,深入刻画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与演进过程;而阿吉翁与霍伊特则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阐明了技术创新如何在动态竞争中驱动长期增长。
“技术日新月异,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新产品和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循环往复。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从而提高了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和生活质量。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恰恰相反,停滞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常态。尽管时不时会有重大发现,有时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收入,但增长最终总会趋于平稳。”新闻稿称。
诺奖委员会认为,获奖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创造性破坏如何制造冲突,因此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管理。否则,创新将受到老牌公司和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些公司和利益集团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获奖者的工作表明,经济增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次陷入停滞。”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
制度支撑创新
具体而言,莫基尔从历史视角出发揭示了技术、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而阿吉翁和豪伊特通过数学模型展示了创新如何在竞争中替代旧结构、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组合跨越了历史观察与模型分析,为理解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完整的框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莫基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青少年时期移居以色列。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完成本科后,赴耶鲁大学深造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他长期关注工业革命期间文化、观念与技术变迁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制度与理念是技术扩散的根基。其著作《增长的文化》等被译为中文出版,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莫基尔的研究显示,即使有技术潜力,如果社会环境封闭、不信任新观念,就难以延伸出持续的创新链条。这意味着政策研究不仅要考虑经济激励,还要关照教育、科学传播、制度开放性等软环境因素。这一研究视角为理解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维度,尤其是在当下科技快速迭代的背景下,社会和制度环境对创新的包容性显得尤为重要。
阿吉翁1956年生于法国巴黎,198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INSEAD商学院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豪伊特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3年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他的母亲正是著名的市场设计师、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不过,阿吉翁并未继承母亲的时尚事业,而是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志业。
阿吉翁和豪伊特在1992年合著的经典论文中,将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引入现代经济学,借以说明技术进步如何通过破坏旧有结构而推动经济增长。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市场竞争、企业研发以及技术替代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理解产业结构变迁、企业生命周期和经济增长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他们的研究还扩展到政策领域,探讨如何通过竞争政策、市场结构设计和创新激励机制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关切现实之问
瑞典皇家科学院还指出,三位获奖者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长期增长的理解,也为当代问题提供了启示。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望加速知识积累,但技术进步同时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加剧等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以完善的政策来应对。
回顾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均展现出经济学回应时代关切与现实之问的鲜明特征。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佩尔·斯特隆伯格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诺贝尔奖是一个发现,不是什么人气竞赛。它是要找到真正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世界变得更好的研究贡献。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学术价值导向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具有理论贡献的单一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获奖趋于减少;更多有公共政策影响力和领导力的经济学家相继获奖。此外,也有不少研究纯计量、纯理论的人获奖,整体来看,学术研究和政策影响力两方面都有所兼顾。
谈及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趋势时,约翰·哈斯勒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的发现必须具有足够的科学高度,该贡献必然导致大量的后续研究,以及结果必须对整个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 赵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