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实习生的dirty work，究竟能有多dirty？

dirty (adj.)肮脏的；下流的；

work(n./v.) 工作；劳动。

因此，dirty work=下流的工作？

想啥好事呢！在职场黑话里，dirty work这个组合词指的是那些没人想干、毫无成长，却又不可避免的脏活累活。这些工作会顺着权力链条层层下放，最终精准砸中链末的终极牛马——实习生。

想象中的00后实习生：整顿职场，大杀四方；

实际上的00后实习生：浇花是吗？好的老板。

01《实习生dirty work大赏》

一份工作能脏到什么程度？请欣赏倒霉网友们的实习分享。

在食堂给老板做饭（以后遇到管饭的公司记得先问问是不是要自己做）。

端茶倒水，扫地施肥——从茶艺到园艺，一条龙技能培训。

扶了6小时梯子。

拆掉文件上订的几百颗钉子。

当然，还有字面上的dirty work：扫厕所。

以上属于家政类的dirty work，当你成为一名实习生，你同时也就成为了办公室的管家、领导的秘书、老板家孩子的家教。

其核心在于工作范围的无限越界，从公共事务无缝侵入私人领域，实习生时刻处于员工与保姆的量子叠加态，具体是什么身份要取决于老板什么时候观测（指挥）你——薛定谔的实习生。

说起来这类dirty work在荒诞中还尚存一丝幽默，你很难在别处获得如此超前的人生体验：给一条鱼接生。

真正消磨人类意志的，是那些被包裹成正常工作的dirty work，它确实是work，但也确实够dirty。

把一个地方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用一个表格补充另一个表格。面无表情的复制粘贴机器。

高情商：部门信息中枢；低情商：人肉传话筒。

整理文件、资料，不断变换文件格式以适应老板需求。

实习生的工作通常涵盖部门里所有需要人工、却毫无技术含量的任务，它们重复且枯燥，让人在无尽的复制粘贴中耗尽能量。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大幅提升对无聊的忍耐能力。

打工至少还能挣点窝囊费，而实习生只有微薄的薪水，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扣掉通勤和吃饭，约等于倒贴上班。

还有很多行业实习没有工资，甚至要另外交一笔实习费。

这样一份钱少活dirty的工作非干不可吗？是的。大多数学校把实习算做一门课程，拿到实习证明才有相应的学分，才能顺利毕业。不过就算没有学校的强制要求，也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可以完全不去实习。要找工作，总不能简历上全写自己当班干部的事。

《2024大学生就业数据报告》中，93.53%的毕业生参与过实习，49.89%的毕业生拥有2段及以上的实习经历。

真正的卷王从大一起就跑在了刷履历的赛道上，到毕业时已经手握四五段实习经历；优绩主义博主的主页全是“大二拿下顶级offer”、“大三实习复盘”，光是看到就很难不让人焦虑。

所以大学生也没办法，只能一边在dirty work里机械劳动，一边安慰自己“当你开着车在商场找不到车位，不会怀疑是车有问题”。

这套系统运转的受益者当然是公司，他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把团队里没人愿意干的活包装成学习机会，顺理成章地转移给实习生。

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哪都有。日本企业里，新人被期待先做杂事，例如清扫、端茶、搬物件、干净会议室、文件整理等，这被视作“先做人，后做事”的过程；韩国年轻人创造出一个英语和韩语的混合词Passion Pay（신조어），因为一些企业经常要求实习生用“热情、梦想”来换低薪或无薪工作，“你能在这里工作已经是福报了。”

但其实，实习最初诞生时更像是一种教育产物。

20世纪初，美国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制造业、工程业迅速扩张，社会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的技术人才需求极大。辛辛那提大学的Herman Schneider提出了一种设想：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去企业带薪工作，课堂和工厂交替。

学校同事们都嘲笑这个想法。因为企业担心这帮学生会弄坏机器，老师则觉得这会把大学生变成工厂学徒。Herman Schneider非常努力，说服大学董事会批准了这个项目的一年实验，又四处动员企业，最终有12个企业招收了27名该项目的学生。

这就是现代实习制度的早期雏形。那时候这类项目主要是面向工程、技术类专业等专业领域。这些工作上手有门槛，去企业实习相当于上了一堂带薪的实操课，很有好处。

而真正让实习成为毕业生常态，是 20 世纪后期大学入学率的激增与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到 1970 年代，美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上涨，而对应的优质入门岗位并没有等比例增加。

因此，增加实习机会被视为帮助毕业生找工作的办法。劳动经济学家 John Nunley在书里说，企业需要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实习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这些能力。

逐渐地，企业开始依赖实习经历来筛选人才，这导致求职者被迫积累更多的实习经验来保持竞争力，循环加剧之后，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薪实习岗位。

当学生需要企业的履历背书远甚于企业需要学生的劳动，权力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生倾斜。这时候，实习已经变成了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前置门槛。

dirty work，可以看作是这种权力倾斜的直接后果。企业在挑选人才时，不必再提供真正的学习机会或核心任务，因为他们知道，再枯燥、再琐碎的工作，总有人愿意接手。复印、跑腿、整理材料、填表格，这些本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现在专属于大学实习生。

老板们还给这些dirty work起了个优美的名字，实习生和团队叫做轻耦合协作模式，不绑定核心业务，低成本熟悉业务链路。照这么说，帮全组取外卖，可以叫私域流量线下履约；给老板跑腿送文件，可以叫关键节点间的实体信息流穿梭。

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就高级多了？快写简历上。

02时代在进步为啥dirty work越来越多？

这两年的毕业生看几年前的就业环境犹如阅读科幻小说：

0实习经历也能找到工作；

招聘JD上写的要求是“对该领域感兴趣”；

用一份简陋得不行的简历就能拿到大厂offer。

“完全不着急找工作”“喜欢的公司”“错过了秋招”“秒批HC”，每一个词看起来都很陌生。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为什么工作机会没有变多，反而是dirty work越来越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司从高速扩张的增量时代，进入了存量竞争的时代。

想想互联网的黄金年代——2010 年前后到 2015 年，电商、社交、出行、O2O 一个个新赛道冒出来，团队缺人手，只要有人能接，就会被拉去填空。于是，实习生哪怕是做最边缘的琐事，也常常和核心项目捆在一起。

而现在，很多行业都进入了存量竞争，团队的日常就是围绕着一些很普通、很基础的工作打转，反复优化一个功能、精细化拉新、修修改改报表。

正式员工干的工作都很重复，留给实习生的当然只有更dirty的dirty work。

此外，AI的发展也带走了一些工作机会，带来了更多的dirty work。

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博士，利用覆盖2015年至2025年的就业数据（涵盖28.5万家美国企业、6200万名劳动者的简历和招聘信息），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AI）对就业的冲击。

他们通过招聘信息筛选出那些设有“AI整合师”岗位的企业——这一职位专门负责将大模型技术嵌入公司业务。按照这一标准，大约有3.7%的企业被认定为已部署生成式AI，这类企业的平均规模接近500名员工，是未采用AI企业的五倍。

自2023年初（正好对应ChatGPT走红的时间点）开始，这些AI企业的初级岗位招聘明显收缩：平均每季度少招3.7名初级员工，相当于缩减了原有招聘量的22%。

AI正在代替越来越多初级员工，但糟糕的是，它并不能把所有活干净利落接走，而是把剩下的更边缘、更脏、更琐碎工作甩给人来收尾。

在很多AI+实习生的工作组合中，AI做的是80%看起来很漂亮的成品，由实习生来填补20%的边角料，那20%往往正是那些 AI 无法很好处理、可交付性差、边界模糊的劳动，比如检查信息、校对数据、调整格式，更像一个给AI配备的人肉补丁。

AI 完成了核心环节，留给实习生的只剩下dirty work。其实几百年前也一样：每一次技术迭代，最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新人掌握技能的空间。

学徒制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盛行，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十几岁的男孩）会被送去某个师傅那里学习一门手艺，比如木匠、铁匠、石匠、印刷工。学徒通常需要当5-7年跟班，等到完整掌握技能后，便能出师成为熟练工，开始领取工资独立工作。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工业革命后，新机器（半自动机床、铆钉机、活字排版机等）的出现把工作分解成许多小环节，学徒被用来训练操作单一机器，成为廉价但有战略价值的劳动力。但他们再也没办法完整地掌握某一项具体的工艺。

这种重复、机械、缺乏创造性的劳动干得越久，越会让人感受到空虚和无意义，进而怀疑实习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些专家认为，实习对那些18岁之后才决定职业方向的人并不公平，而且实习往往有利于富裕学生，因为他们能承受无薪实习，而弱势群体则很难负担，无形之中加剧了教育与阶层的不平等。

03素质教育选手决战dirty work之巅

现在的实习生基本出生在2000-2005年之间。他们是真正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多元素质教育中长大的一代，从小被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填满。

教育塑造了他们无限可能的自我认知，而信息平权则让他们比任何前辈都更早、更清晰地窥见了理想工作的模样：一份职业不应仅是谋生，更应是兴趣的投射、价值的实现和成长的阶梯。

德勤发布的《2025年Z世代和千禧一代调查》中提到，这两代人在评估职业吸引力时，最看重的因素是财务回报、工作的意义感以及幸福感。

一份月薪三千的dirty work，带来的是理想与现实对撞后的幻灭：寒窗十余年、各个兴趣班修炼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日复一日的取外卖、贴发票、复制粘贴中，毫无用武之地。

更倒霉的是，除了实习生本人，0人会理解他们的痛苦。

在老板们看来，年轻人就该多吃苦。成功者总爱用自己的经历总结规律，老板们经历过民营企业腾飞的黄金年代，觉得一个实习生就算从打杂开始，慢慢总有机会接触到核心业务、坐上管理岗。

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那代人的吃苦，恰好幸运地和时代的上升期捆绑在了一起。而对于现在的倒霉实习生来说，无法折算为绩效的dirty work，更无法转化为个人价值，吃苦就仅仅是吃苦而已。

正式员工呢，脑袋上想共情实习生，屁股上却不太允许：这些零碎的杂事，如果实习生不干，就只能落在他们头上。

这并非人性的沦丧也不是道德的缺失，而是系统设计下的必然选择。组织通过细致的分工和任务切割，把个体放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实习生被设定为缓冲带，替正式员工分担杂务。结果，正式员工与实习生之间形成张力，却没有人会追问“为什么这些琐事一定要有人做”。

它非常巧妙地让底层劳动者相互制衡，从而无人愿意挑战游戏规则本身。

不过，已经有一部分实习生发明出了独特的应对策略，他们的原则简单清晰：不求留用的实习生位同副总。

既然只是为了填充简历，那干过就算精通，听过就是熟练。有了这种良好心态，他们的工作态度自然变得佛系：老板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不再纠结能不能学到东西；成果好坏无所谓，关键是留下一点能写进简历的痕迹。

既然也没有转正机会，那就把这段经历彻底工具化，用最小的情绪和精力成本，为自己的履历挣下一枚谈判的筹码——一种基于理性计算的战略性敷衍。

这种敷衍，本质上是一种对错位的非暴力不合作，教育教大家成为不设上限的创造者，而职场却期待他们成为精准沉默的螺丝钉，正是这种落差感，带来了00后整顿职场，带来了打工人的娇牛马文学。

或许决战的战场，从来不在工位之上，而在关于工作意义的想象之中。当一代人开始拒绝被“dirty work”定义价值，甚至能以其冷静的幽默感将其转化为自嘲的段子时，他们便已在另一个维度上，赢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最终的胜利，也并非要消灭所有“dirty work”，而是在系统的夹缝中，始终握紧对自我价值的最终定义权——你可以安排我做什么，但无法决定我是什么人。

实在不行，咱还可以去当主理人嘛。卖煎饼果子是“无麸质可丽饼古早味brunch店主理人”；卖肉夹馍是“低温慢煮伊比利亚黑猪五花肉香脆帕尼尼主理人”。

这份屎上雕花的能力，或许才是dirty work最终教给我们的核心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