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中国外交部在结束中国-非洲长沙外长级峰会后宣布，将与全部52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谈判并签署一项新的经济协议，豁免其所有对华出口关税。

中国外交部官方新闻通报回顾去年9 月北京峰会期间所作承诺的落实情况后表示：“中国已准备好……欢迎非洲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于此同时，消息人士披露，认识到坦桑尼亚和马里等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市场全面开放后可能面临与南非等发达国家企业相比的显著劣势，中国承诺采取额外措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培训和市场推广。

尽管这一政策延续了中国一贯“更照顾最穷国”的对非经济政策传统，但许多专业人士认为，此次中方推出的措施与以往相比最鲜明的特色，是对拥有大量工业化、半工业化增值产品制造基地的相对发达国家更有利，方便其利用庞大的中国市场。正如专注于非洲的咨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创始人莱德(Hannah Ryder)所言，这一措施“将令诸如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埃及、摩洛哥之类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得以发展其外向型加工代工产业，因为这些产品如今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市场了”。

近年来中非贸易总额飞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非贸易顺差继续扩大，2024年已高达620亿美元，如果不能找到根本性解决方法，随着非洲各国购买力见顶，双边贸易陷入滞涨不过时间问题。在“后全球化时代”，相对开放的非洲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出现滞涨，后果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贸易战的白热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支离破碎，令全球各大经济体或主动、或被动卷入重塑“全产业链”的拉力赛，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和巨大的劳动力缺口都亟需更大、更安全、更有弹性的新“出口”，以填补欧美及东南亚“链条段”不确定性增加的空白。

在坚信自身庞大市场的消化力、吸引力和中国主导型新产业链韧性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高居产业链“上位”，牢牢掌握经济战略主动权的优势，通过免税将“中国制造”产业链向劳动成本价格洼地延伸，拓展产业覆盖地域，摊薄生产成本，并用“跑马圈地”的方式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未来“中国链”、“中国圈”，以期于无声处起到“兵不血刃中排他”的战略效果，并在长远扩大中国经济的市场基数，看似“让利”，实则一本万利。正如一些境外分析家所言，这是一项毫不掩饰意图的“阳谋”，却是只有建立足以自信的巨大且全域性优势才敢去做的。

许多分析家指出，第一个在非洲全境推行类似战略的并非中国，而是2000年5月18日由时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推动生效、曾先后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内任职的美国首任非洲事务助理贸易代表惠特克（Rosa Whitaker）主导、前驻扎伊尔大使的时任国会议员麦克德莫特（Jim McDermott）领衔提交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逐年确定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享受对美出口免税政策，尽管远非全覆盖且条件相对苛刻，但截止2023年1月1日仍有多达35个非洲国家享受AGOA，这一措施虽远未达到设计预期，却也令在非洲根基浅薄的美国于“青黄不接”之际维持了其在非洲的经济和市场份额，未步英、法等国后尘。

然而2015年再度续约10年的AGOA今年面临不续约即失效的局面，一方面美国不希望在非洲经济竞争中被中国甩开，另一方面，随着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自拜登（Joe Biden）时代起美国就不断试图用所谓“鼓励私人商业投资替代政府间援助”、“强调发展与机遇”等“空对空”手段，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大幅减少对非投入的同时扩大非洲市场“存在感”，“让美国再次吃亏”的AGOA也因此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众矢之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上台后，取消或搁置AGOA的呼声更趋高涨。

最新一届美非峰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7月9-11日在华盛顿举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届峰会是举办以来规模最小的一届，仅有加蓬、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5个非洲国家与会。

尽管美国官方宣称“安排与非洲国家元首进行此次会谈和午餐对话，是因为特朗普总统认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机会，这将惠及美国人民和我们的非洲伙伴”，但正如业内人士所指出的，在非洲50多个主权国家中仅邀请不到五分之一，且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主要国家均未被邀请出席，且几乎所有最需要外界经济帮助的最穷国也同样全体缺阵，这样的“美非峰会”到底想达到怎样的成果？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教授伊西克(Christopher Afoke Isike) 将特朗普精心挑选的美国峰会嘉宾描述为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影响力的“唾手可得的果实”，认为“一方面，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些协议，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正在为美国取得成果。但其中一些协议也与他致力于对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以及俄罗斯破坏美国在非洲大陆利益的恶意活动相符，非洲大多数地区大国要么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要么渴望成为重要合作伙伴。（参加美国峰会的）这五个国家不属于这一类别，因此是唾手可得的”。

许多专业人士指出，“在商言商”的特朗普受制于MAGA，很难切实支持、延续AGOA这种需要“对不相干国家花美国钱”的“让利项目”（更不用说扩大），甚至毋宁说他“对非洲不屑一顾”，但于此同时他又醉心于成功学，渴望花最小的成本，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和方向收获任何可被吹嘘为“成功”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AGOA被冷藏毫不足奇，甚至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拜登时代较为常见的“合家欢式”美非峰会也不被其青睐，取而代之的是找几个较好拿捏的筛选后非洲国家，拉一个“包厢局”，如此则无需上什么“硬菜”就能赚回客人几声例行公事的随喜，可谓多快好省。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举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美非峰会”只来了9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时间仅有一顿工作午餐，菜单上只有“一菜一汤”（巨无霸麦当劳和健怡可口可乐），如今8年过去，美国在非洲市场相对“存在感”无大起色，“随喜”的非洲国家降至5个，“工作午餐”倒是增加到三顿（白宫官方通告称不管早晚饭），菜单不变。

尽管特朗普热衷于否定民主党前任的一切，但这显然不包括在对非政府投资和让利上做减法：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时代对非政府间投资援助唱主角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其亲手解散，拜登时代延续的“用民间投资置换官方投资”策略变本加厉（只是饼画得更大更敷衍），甚至，近期约10个非洲国家公民受到美国旅行准入限制——尽管动机是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的“招牌菜”。不仅如此，此前，特朗普政府已取消了USAID超过80%的项目，并对多个国家征收了“互惠”关税，其中包括许多特朗普所说的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非洲国家。

诚如伊西克等人所言，特朗普精挑细选地“组个小局”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它符合美国通过投资重塑其在非洲影响力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并培育经济自力更生的非洲伙伴，帮助非洲自力更生并不是因为他（特朗普）热爱非洲，而是因为他对那些只想从美国寻求帮助的国家没有耐心，此举符合美国优先扶持能够自力更生的国家的政策”。

问题是，美国此举明明是以经济目的为主的战略，却竭力试图亟需在经济投入、让利上做减法的同时，软硬兼施地从非洲国家牟取更多利益。而同样的套路和“画饼”，民主党前任拜登无疑画得更圆（至少他每次美非峰会都邀请几十个非洲国家与会，甚至亲赴西非塞内加尔“现场办公”），而于此同时，中国对非的绝对乃至相对市场优势还在扩大：且不说更发达、市场和产业能力更强大的金砖、准金砖国家，即便此番与会的5国也都不敢“舍中取美”：常驻达喀尔的资深政治媒体人迪奥（Mamadou Thior）和塞内加尔西非研究中心（WARC）负责人塞内（Ousmane Sene）等指出“谁都不是傻子”，与会的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Umaro Sissoco Embaló）去年9月亲赴北京，表达对中国“亲切而诚挚的问候、中国是非洲的未来和兄弟，我国愿成为中国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另一个与会国塞内加尔，总理松科（Ousmane Sonko）6月刚刚对中国“各方面的热情帮助”给予了不吝溢美之词的高度评价。

更有分析家指出，与会五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而非美国，随着中方即将推出“中版AGOA”而美方拿出“包厢局”，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恐只能收获“形式上的成功”，当然，这也算达到其最小的预期。

事实上，中国目前不仅是五个受邀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在基础设施、采掘业和战略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例如，加蓬供应了中国22%的锰进口量，去年与该国签署了超过43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在几内亚比绍，中国修建了该国唯一的高速公路、重要的渔港以及许多核心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落后。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数据，2003年，18个非洲国家（35%）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到2023年，这一数字跃升至54个非洲国家中的52个（97%）。在整个地区，中国通过确保供应链安全并将自己定位为非洲国家的首要合作伙伴，将其经济治国方略与地缘政治雄心相结合。此外，在中国一直试图将自己定位为非洲国家的合作伙伴的同时，塞内加尔和加蓬都被列入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考虑实施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的36个国家之列。

阿凡提传说里，阿凡提和巴依老爷争论“财富和聪明二选一该怎么选”，阿凡提选择了财富，遭到巴依老爷“白痴，换我就选聪明”的嗤笑，对此阿凡提以“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最稀缺的东西”作答。如今的非洲正面临着当代“阿凡提二选一”，稍有不同的是，中国“阿凡提”碰触的选项是财富，美国“巴依老爷”捧出的却是画在纸上的财富，且纸张也较上一版本缩小了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