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众所周知是一个注重文治而轻视武功的朝代。朝廷对武将保持警惕,生怕发生“陈桥兵变”等历史事件的重演,同时对文人士大夫则给予极大的优待。整个宋朝时期,文人不仅享有高官厚禄,受到万人景仰,而且并不轻易因言获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前中期频发的文字狱,一旦爆发往往涉及几千上万人,这在北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种不因言获罪的良好氛围在北宋后期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在新旧党争兴起后,一些奸臣纷纷登堂入室,破坏了宋太祖打造的良好局面。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虽然他的名望较高,宋神宗较为清醒,而他的政敌王安石等人也表现得相对谦和,未对其落井下石。然而,他的好友兼学生黄庭坚却更加倒霉。
黄庭坚的仕途本就因苏轼而曲折。在宋哲宗刚刚继位时,情况稍有好转,因为宋哲宗尚且年幼,朝政由高太后掌握,这也是北宋最后的平静岁月。然而,高太后逝世后,哲宗亲政,黄庭坚立即面临人生的重大打击。当时的章敦、蔡卞等人怂恿宋哲宗,声称《神宗实录》中有上千条不实之词,要将所有编撰者押到京城拷问。实际上,皇帝的实录通常是经过认真记录的,很少会出错,即便出错,按照宋朝的处理方式也只是改正罢了,不会像清朝那样兴师动众。然而,章敦等人利用了宋哲宗对宋神宗的无限尊敬,挑起了这场文字狱。
尽管史官们有理有据,将大多数指控驳回,剩下的只有二三十条。然而,在这二三十条中,章敦、蔡卞的爪牙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问题:黄庭坚在实录中写了一句评论,说“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这并非宋神宗的原话,而是黄庭坚对治水方法的评价。在宋神宗时期,黄河水患十分严重,有个太监李公仪自称发明了治水之法,即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沉至水中,篙工急擢,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船上装个大铁爪来抓沙,这显然是异想天开,但王安石等少数大臣认为可信,李公仪也得意称之为“铁龙爪”。尽管这个方法显然不实用,黄庭坚的评论只是针对这一点,但章敦等人却故意回避这个争议,直接质问黄庭坚:“什么是龙?龙是皇帝陛下,难道用天子之手治水,就是儿戏吗?”政敌们将无理取闹、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让黄庭坚哑口无言。
在经历了残酷的审问后,史官们将大部分指控驳回,剩下的只有二三十条。然而,政敌们却绕开了争议点,直接质问黄庭坚:“什么是龙?龙是皇帝陛下,用天子之手治水,难道就是儿戏吗?”这些政敌将无理取闹、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让黄庭坚哑口无言。宋哲宗更是在他们的怂恿之下,将黄庭坚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来他们还担心整不死黄庭坚,将他又贬到更远的戎州。要知道,此时的黄庭坚已经年近六旬,这在古人看来已经是暮年。他经过长途跋涉的折腾,身心俱疲。宋徽宗继位后,又下令烧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这成为了压倒黄庭坚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黄庭坚死于贬所,据说他死时已经豁然开朗,大笑着说什么龙铁爪,不过是斗争的借口而已,自己早就该抛到九霄云外,不必如此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