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些国王或贵族去世后,会发生用活人来陪葬的事情,史书称之为“从死”。考古研究揭示,在商朝时期,这种人祭现象非常普遍。商王去世后,通常会选战俘或奴隶来做人祭,并有时会用妻妾、宠臣以及亲近的仆人和武士作为陪葬的活人。到了西周时期,周人原本并没有人祭的风俗,加上文化有了大变革,他们开始提倡“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人的地位得到提高,活人殉葬的现象逐渐消退。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活人殉葬又重新兴起。墨子曾经批评说:天子去世后,有些殉葬的人数多达数百人,少则也有数十人;将军大夫去世后,殉葬的人多则数十人,少则数人。
这种残酷野蛮的做法遭到了儒家、墨家、法家等各家思想的反对和批判。与此同时,用木俑、陶俑来替代活人殉葬的做法开始兴起,俑殉逐渐取代了人殉。孔子虽然对此有所批评:“最开始做俑的人,他们的后代会不会后患无穷!”即便用人俑替代了活人,但因为人俑太逼真,背后仍含有对生命价值的践踏和蔑视,这与儒家提倡的“仁爱”伦理观相违背。所以孔子甚至反对用人俑殉葬,认为这种行为不仁,更不用说用活人了。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中,发现了许多人殉的坑墓,而秦国的人殉习俗则最为典型。《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秦国第5任国君秦武公时,“开始用活人殉葬,一次殉葬了66人”。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去世后,“共有177人被殉葬,其中包括秦国的良臣子舆氏的奄息、仲行和针虎三人,他们的死也包含其中。秦国百姓为此感到哀痛,为他们谱写了一首名为《黄鸟》的诗歌”。这首诗收录在《诗经》中,表达了对“三良”殉葬的深深悲伤之情,同时也展现了活人殉葬的可怕景象。像曹植、王粲和阮瑀等文学家,陶渊明、柳宗元、苏东坡等诗人都写过赞美“三良”的诗歌。“此生堆积如泰山,顷刻间犹如鸿毛般飘逝。三人殉葬,看似小事,但所殉之人却是无比珍贵。
晏平仲真是贤者,为了国家而不计个人私情。我岂是一名奴仆,只求在君王的帷幕下侍奉。舍己救人固然有其道理,但大节不容轻易丧失。君王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会同归于尽。虽然命令是治理乱世的,但臣民也有顶撞的权利。魏颗真是孝子爱民,三良殉葬令人心存敬意。做官虽然能得到尊荣,但有时也伴随忧愁和悲伤。所以要端正自己的行为,穿上忠贞的衣衫。”——苏轼《和陶咏三良》秦献公开始当政的第一年,就废止了从死的风俗。尽管这一制度被废止了,但从此之后人殉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历经汉、宋时期,大部分皇帝并没有再用活人殉葬;然而到了辽金元时期,人殉的风俗又卷土重来;直到明代,朱元璋才开了殉葬的先河,他死后殉葬的嫔妃达数十人;后来的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也用人殉;直到明英宗废除了人殉制度。
康熙皇帝也明确废除了人殉的风俗。不过,民间和地方官府还是大肆宣扬妻妾殉夫的行为,称她们为“烈女”、“节妇”,这意味着人殉的制度并未完全绝迹。自从秦献公废止了从死制度以来,尽管历史上多次废止了这一制度,但人殉这种罪恶的做法却屡禁不止,历经衰落又再次兴起,可谓是我国封建历史中最为黑暗、血腥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