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与“文化”一词紧密相连,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太平天国运动所建立的政权在历朝历代的起义政权中出书最多,保留至今的有40多部。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政权下诞生的状元、进士、秀才、举人,其录取率高达80%以上。然而,在天王洪秀全的统治下,政权曾实施焚书、删书,甚至禁止其他人阅读古代书籍,只允许学习洪秀全亲自编著的作品。这一政策引发疑问:为何洪秀全要采取如此自相矛盾的举措?他的文学水平到底有多高?
洪秀全,尽管曾参与科举考试,阅读过书籍,但他的诗篇却引起人们的思考。在一篇劝告别人远离鸦片的公益诗中,他写到:“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 这样的作品是否真能彰显洪秀全的文学造诣?我们再来品味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 这样的表达与他的政治实践是否相符?
更有趣的是,洪秀全还写了一首赞美妻妾的诗:“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这与他在政治上的严苛和排斥传统书籍的立场相悖。洪秀全为何如此矛盾?他的文学水平是否足以支撑他编著如此之多的书籍?
要了解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平,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的考试经历。1814年生于广东的洪秀全,在1820年刚满七岁时,就在村里的私塾读书。相对于那些没有条件上学的人来说,洪秀全算是幸运的。到了1828年,他15岁,第一次参加院试,虽然通过了县试和府试成为童生,但在院试中却落榜。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童生了。
1836年,经过六年的时间沉淀,洪秀全再次参加了院试,再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在1837年,24岁的洪秀全继续参加考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的毅力得以展现。然而,1837年的考试仍未带给洪秀全成功,这时他已经30岁了。古代想要出人头地,男子只有通过科举,成为官员才有可能。对于洪秀全这样的人来说,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寒窗苦读23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历程。
落榜后的洪秀全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为了生计开始了做山村老师的生活。然而,他对考试失利的愤恨并没有减弱,认为是清政府的原因导致了他的不如意。他将所有的不满都归结到清政府头上,认为考试题目过难、招生比例太小等原因导致了他的屡战屡败。这一心态也为后来他对清朝科举制度的排斥埋下了伏笔。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参加院试,仍未如愿。这一年,他已经30岁。面对考试的失败,他的愤怒和对清政府的不满逐渐演变成了对科举制度的极度排斥。洪秀全开始怀疑科举是否公平,是否真的能够选拔出人才。这对于当时怀揣壮志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这种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失望,使得洪秀全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对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他通过焚书、删书的手段,试图改变传统的文化秩序。然而,这种激进的做法却与他早年通过科举谋求功名的经历相矛盾。洪秀全的排斥和颠覆并非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更多地是源于个人的失意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为了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洪秀全参与编撰了太平天国《幼学诗》。其中的一句“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表明了洪秀全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他对个体命运的看法。在他看来,不论是否经过割礼,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种宗教色彩的观点也影响了他对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的态度。
与洪秀全相比,他的同行黄巢在文学上表现更为出色。黄巢的诗作《不第后赋菊》充满豪情壮志,展现了他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的深刻思考。相较之下,洪秀全的文学水平显然逊色不少。这也说明了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并非出于对文学的深刻理解,而更多地是出于对科举制度的个人失望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