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以及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情报信
引言
当然，想把起源期推前的愿望是良好的，但至今确实难以考查出报纸产生于周朝或汉朝的令人信服的原始佐证。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保存了好几封苏秦写给燕王的情报信，它仅仅是给燕王本人看的绝密函件。
唐宋报纸上的消息
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时间，有“周朝说”、“汉朝说”等多种观点。汉代的确开始了以书面形式传播官方新闻，但主要是发布诏书、递送奏记抄件、悬书、露布、榜文等形式，而不是报纸。《三国演义》中曾记有汉末时的榜文，刘焉然其说，随即出榜招募义兵。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榜文等书面形式确实起到了迅速传播官方新闻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报纸就产生在汉朝。我国产生官方报纸的确切时间是在唐代。
晚唐人孙樵在其著作《经纬集·读开元杂报》一文中记载了他看到的唐玄宗时期所办报纸的内容。樵，字可之，大约生活在唐宪宗到唐僖宗这段时期。他的这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唐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文献。通过此文，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时间最迟可以确定在唐玄宗时期。唐代报纸的主要内容与《春秋》相同，全是重大新闻，均属宫廷动态。
唐代报纸的写作形式也与《春秋》相似，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条布于外，即按日分条记事并对外公开传播，每条新闻各自独立，彼此之间并无一定的排列顺序。没有报名或报头，“开元杂报”只是孙樵在行文时随意加给它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时期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并不是它原来的名称。既然《开元杂报》是传播新闻，连续发行，公开对外，因此可以说它是原始形态的报纸。
我国唐代所办报纸的原件在国内已佚亡，现存的报纸原件仅有两份，一份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S·1156；另一份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47，都是唐僖宗时期的进奏院状报。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这是古人对封建官报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从此中国古代报纸有了正式的固定的名称。司马光在其文集《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中曾提到有关邸报的情况：“光顿首再拜，比见邸报，闻先大资少保违去盛世，惊怛惋痛，恋怀如割。”
可见宋朝的报纸还刊有官员逝世的消息，类似今天的讣告。司马光看到的邸报是宋仁宗时期刊印的，这以后，在北宋末年，不少当时人的诗文集中，都曾提到邸报。如《苏轼诗集》中苏轼写给朋友的诗：“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迂叟指的是司马光，醉翁指的是欧阳修，他们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故皆遭到贬谪。这首诗就是苏轼写他从邸报上看到二人的消息后，抒发对二人的思念之情的。
《东坡续集》收有苏轼所写的《与王元直书》：“黄州在井底，杳不闻乡国消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可见苏轼当时所看邸报内容，大多是同党好友遭到迫害的消息。由此可见，邸报在宋代是流传甚广的，刊载的消息内容也极为丰富多样，对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明朝是中国古代报纸发展的重要时期，突出贡献有两个方面：明代邸报的内容除了更多地报道官方消息和军事信息外，开始大量地报道社会新闻，这在以前朝代的官方邸报中是不多见的。因为社会新闻其中包括一些灾异怪异现象，被历代统治者视为不祥之兆，历来禁止刊登，明代统治者能允许官方报纸刊登社会新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闻观的进步。明朝报纸在编写前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汇集情况方面的工作，因此新闻写作较之前朝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基本具备了现代消息写作的雏型，为清朝乃至近代现代的消息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看两篇明朝报纸上的消息，一篇是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塘报：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塘报。······二更时分，官兵六千余员名各到，攻围鞍山城堡，炮火连天，攻破城门。·天将大亮，四边贼伏齐起，围住官兵，奋勇冲攻不出，杀死相当。有参将王辅身先士卒，往来突围，奔救官兵，三换战马，身被重伤。与红旗游击李良梅、都司石城玉等、守备白城功等、千总李友柏等、把总张可新等，并官兵康守义等二千四百余员名，俱皆阵亡。又有阵内突出溃散官兵三千余员名，俱各回营......
另一篇是专门报道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北京“天变”情况的邸报，名为《天变邸抄》，全文约2000余字。其中对“天变”面上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报道，有点像一般新闻中的导语。以下的文字，依次为“天变”发生那一刹那各方面情况的介绍，“天变”当天各方面情况的介绍，以及“天变”前10天内发生的有关“天变”各种征兆的介绍。时间和地区，由近及远。基本上是“倒金字塔”式的写法。介绍情况时，提供了很多细节。可见作者在编写前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汇集情况方面的工作，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情报信
《战国策·燕策》记载的《乐毅报燕王书》，是现存最早的一封私人信件。战国时期，七雄之中以燕国较为弱小。燕王哙曾经效法尧舜，把王位禅让给国相子之，遭到王室反对，引起国内混乱。齐宣王趁机进攻，大败燕军，杀了燕王哙和子之。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复国报仇。他接受郭隗的建议，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很多有才能的人都齐集燕国，其中就有乐毅。经过28年的努力，燕国强胜起来。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军，联合赵魏等五国的兵力，共同伐齐。
有了优秀的将领和强大的兵力，又值齐国内外交困之际，因而长驱直入，接连攻下70余城，只有三城未下。正在此时，燕昭王死，惠王即位，形势发生了变化。齐国大将田单使用反间计，谣传乐毅将自己称王。燕惠王原来对乐毅就不满意，此时极易轻信，于是派骑劫去接替，而召回乐毅。乐毅知道这一变动，意味着惠王对自己起了疑心，如果回去，恐有杀身之祸，只好投奔赵国。这样一来，齐将田单得以用火牛阵攻破燕军，收复全部失地，燕国反转胜为败。文章开头，简要地叙述了这一历史背景，类似今之编者按语，有助于阅读正文。
第三段以下是乐毅的回信，是文章的第三部分，也是主要部分。乐毅在赵，对于燕王并无任何表示。燕惠王这一番话，看来纯属多虑。乐毅本不想辩白，但其中责备他“捐燕而归赵”，辜负“先王之意”，如不加以澄清，就等于默认。此刻既找到他头上，于是便不能不写信作一剖白了。他抓住这个主要问题，说明“遁逃奔赵”的理由：“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足下之义”。这完全是为先王和对方着想，“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不料，不被燕王理解，反遭责难。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委曲求全之心，令人同情。
利用书信通报信息是士人之间经常使用的一种传播手段。其中很多书信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任安曾任益州刺史，是司马迁的朋友，他曾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与《报任安书》堪称姐妹篇的是李陵的《答苏武书》。羁留匈奴的李陵接到苏武的劝归信，百感交集，他在信中以裹血带泪的文字，述说了一个汉朝贰臣置身异域的凄凉生活和痛苦无奈的复杂心情：“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结语
李陵之降，本出无奈，情有可原，汉朝却诛杀其母及妻子，实属残忍，故李陵在信中列举汉朝对功臣赶尽杀绝的事例，以“陵虽孤恩，汉亦负德”的态度表示了不归之心。这封信文随意转，忽而悲风惨烈，忽而直言慷慨，忽而旧友情深，情韵十分丰富。此外，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以淋漓痛快之笔，写自己获罪免职后无忌无恐的自娱生活，塑造了我行我素不畏权贵的人格形象。后来汉宣帝得到此信，杨恽竟被腰斩，遂成为封建专制社会文字狱史上惨烈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