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航海、造船技术有多牛？中外商人乘的海船，多为宋朝制造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宋代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
一、宋代造船技术
宋代的造船技术不仅有了显著进步，而且出现了许多革新。宋代海船的载重量大为增加。唐朝的史籍记载的主要还是外国的海船。外国海船不用铁钉，而以橄榄绳穿孔绑结，载重量和安全性都有限。
《梦梁录》卷一二载：宋朝“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五千料约合三百吨。这些是常见的海船的规模。泉州出土的宋船载重量约为250吨，属中等船。已经超过了当时外国的商船。而更大的海船可载万斛至数万斛。
《岭外代答》卷六“木兰舟”条载：
“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数万斛之船只有用能“持数万斛之蕃舶”的钦州乌婪木才能做柁。
元丰元年及宣和五年宋朝政府两次在明州修造载重万斛的“神舟"，作为出使高丽的使者的座船。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一九中说“南人有万斛之舟”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宋代全国造船总数巨大。
在太宗时全国年造海船、江河舟船共三千余艘，而到至道末年达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每年的数量在至道末年的基础上减少四百二十一艘。但每年新增的船舶仍是十分可观的。
宋代海船在制造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宋船设置了水密隔舱，增强了抗沉性和横向强度。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横舱壁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圈着，构成一幅水密隔舱壁，使船舷与舱壁紧密结合，牢固地支撑着两舷，使船体结构更加稳固。宋船还改革了以前使用木锚的传统而使用了铁锚。《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蛆》载：“其铁锚，大者重数百斤，尝有舟遇风下钉，而风怒甚，铁锚四爪皆折。”宁波发现的宋船还有舭龙骨设备，可以在航行中起到防摇减摇的作用。
14世纪上半期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拨图泰在印度西南海港科泽科德也见到很多元朝商船，并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舰’，中者白‘舟’，第三等曰‘舡’。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织成席状。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于木桶中。“
宋元海船张挂多面不同形状的风帆，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不同方向的风力，往往一根桅杆可以悬挂多面帆幕；帆幕上横装竹子，并有绳子系结，这样既加强了帆的强度，又可以折叠伸缩。这时期海船的形状一般呈V字型，首狭底尖，吃水深而稳定性好，并利于破浪航行。1974年在泉州湾出土的一艘宋船，就是这种形状。
该船舷板有三层，底板二层，分别采用了榫结、鱼鳞、平接等工艺，这样既加固了船的强度，又便于船的维修。板缝之间采用麻丝和桐油、石灰等捻合物腻密，水密性能良好。宋元海船的水密舱已增加到十余个，从而更加强了船的抗沉性和坚固性。宋代海船一般都安装有大小两主舵，以根据水的深浅交替使用。
同时舵上还安装有副舵，以配合主舵控制航向。为了在逆风中能安全停泊，宋元海船还配有重达数百斤的碇石或铁锚，并带有升降定锚的绞车。
二、指南针的广泛使用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创新和进步是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它使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宋代以前的航海完全以星宿和地表目标定方位。宋代这些方法仍在使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
但它显然不能满足全天候航海的需要，更不能进行深海航行。指南针的运用正弥补了这一不足，而且辨定方位的准确度提高了。指南针开始在航海中运用的具体年限难以确定。不少学者认为在宋初，即10世纪左右。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六卷中认为：
“(指南针)究竟何时开始为航海者利用的，已不可考。但可以大约估计，当在十世纪左右。”
巴兹尔·戴维逊也认为：
“到了公元1086年，也就是当人们知道它(指南针)已被传入地中海地区的一个世纪以前、它肯定已被应用于航海业了。”就技术条件而言，以上的估计是完全可能的。
北宋初年，曾对海洋有较深入研究，写过《海潮论》，绘过《海潮图》的燕肃(961~1040年)创制过指南车，把指南针运用于陆上交通。“沈括(1036~1095年)在《梦溪笔谈》中说到几种用磁针定方位的方法，如“缕悬法”、“水浮法”。“水浮法”就是把磁化的钢针穿在灯芯草中，浮于水而。
英国人亚历山大·内卡姆在1195年所著的《论物质本性》一书中说：
“在阴沉的日子或阴暗的夜晚，当瞧不见天上星星时，航海者就使用铁针或钢针磁化，再把它穿在麦秆上，浮在水而，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知道哪边是北方。"
可知最初传入欧洲的指南针就是沈括所说的水浮法。在沈括至更早的时代这种方法应该已经用于航海了。
最直接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宋代文献是《萍洲可谈》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萍洲可谈》卷二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萍洲可谈》是作者朱彧追述其父朱服元符、崇宁年间(1094~1102年)在广州的见闻。
说明在当时指南针已在航海中普遍使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也说：“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北宋时指南针在阴晦天气解决了星宿定方位法无法解决的困难，而晴朗天气星宿方位法仍广泛运用，说明指南针的使用尚处于初期阶段，技术还比较幼弱。
南宋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则更加熟练和普遍。海船中设置了专门管理指南针的人员，称为“火长"。泉州海商王元懋：“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三十八人，同舟泛洋。”火长就是专掌指南针，定方位者。《梦粱录》卷一二说得很明确：
“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针盘就是指南罗盘。罗盘的运用增加了指南针的准确性，从而指南针逐步完全取代了星宿定方位的办法。
《诸蕃志》卷下曰：
深海之中“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
在以星宿或陆地显著地形辨别方位的航海时代，不仅受气候影响很大，而且只能确定大致方位，往往需到岸后循岸入港，极大地限制了航海的安全保障和效率。宋代前往东南和印度等地贸易的周期大为缩短。
《岭外代答》卷二称：
“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又称：““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从蓝里往故临“约一月始达”。同书卷三称：“诸藩国之如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
而据《汉书·地理志》载，汉代出海，从徐闻出发，九个月才抵达泰国华富里，而从印度东返，八个月才能到苏门答腊。
宋代的海上贸易周期也远远短于需要徒步跋涉，往返仍需数年的陆上贸易，可以全天候使用、准确度高的指南针，特别是罗盘在航海上的运用，实现了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使航海安全和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如14、15世纪罗盘在西方的广泛运用促成了西方人环球航行一样，指南针在宋代的运用也在这一时期航海业的蓬勃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航海技术的革新
除了指南针的运用外，宋代人的海洋知识在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基础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宋代的航海者已经掌握了东至日本、高丽，南到东南亚直至中东的季风规律。去高丽是乘夏季西南季风，即《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
赴日本也在夏季或秋初乘西南季风。回航乘初春东北信风。南海航线则是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舶。由于航海活动的频繁，当时人们对各条航路和海外国家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出现了很多记叙航路和海外风情的著作和海道图。
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海外诸国地理图》、《诸蕃图》、《海道经》等。这些都是对宋代航海活动的生动实录和总结，也成为了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指导。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燕肃著有《海潮图》、《海潮论》，沈括的《梦溪笔谈补》也记载了当时人们研究海潮的成就。虽然很多史籍未能保存下来，但这些书籍在宋代的出现说明宋人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洋知识。宋代造船技术的改进、海船载重量的提高，以及造船规模的扩大使当时海运能力大大增加，而船舶性能的更新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使航海活动更加准确和安全。宋代的航海条件也因而为之一新，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使得海运相对于陆运的优势得到较好的体现。
不仅减少了海上贸易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扩大了贸易规模，降低了贸易成本。使海上贸易成为比陆上贸易更有利可图的事业。一艘海舶所载货物常常要超过几支大型陆上商队的贸易量。明代丘濬曾比较了两者的成本，认为：
“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
海上贸易的规模和发展潜力是陆上贸易无法比拟的。
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宋代海外贸易繁荣必不可少的基础这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海外贸易的繁荣却不一定是航海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明清海外贸易的萎缩就说明了这一点。郑和下西洋所表现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前所未有，但它并未导致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
郑和下西洋本身也并非发展贸易的行为。就技术条件而言，唐代以前中国已并不逊于波斯和阿拉伯。隋代文帝令杨素在长江上游所造五牙大船，上下五层，高达百尺，可载战士八百，较之宋代五千料的大海船还要大，更远大于波斯和阿拉伯的海船。而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更是西方殖民者用以征服世界时所乘的船只所望尘莫及的。所以，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解释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深入探讨封建政府贸易政策对海外贸易发展产生的影响。从某一程度上说，这一影响也许比其他物质的条件更为直接。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