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朝代，它光辉灿烂、国力强盛，和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经济贸易往来。

在唐朝人们能够安居乐业，享受得来不易的安宁生活，而这一切都和唐朝政府推行的两税法是分不开的。

两税法的实施使得唐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在两次较大的战争之后迅速恢复起来。

并且巩固了唐朝的中央集权，使唐朝国力日益强盛，为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宪宗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在唐朝行之有效的两税法，在宋朝却逐渐变了味。

宋朝的税赋之重在历朝历代都是少见的，《宋史?食货志》有载，“宋制岁赋，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五大类。

而其中的“杂变之赋”更是五代十国各种横征暴敛的延续。

名目众多而又繁重的税赋是宋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我们都知道，在宋朝的大部分时期其实并没有爆发过什么什么民间抗议活动。

那么为什么宋朝取缔了唐朝行之有效的两税法，反而实行了遭人唾骂的苛捐杂税呢？其实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宋朝税赋制度的变化

宋朝的税赋制度相较于唐朝变化十分之大，首先是税额的大幅度提高。

据《宋史》记载，“宋二税之数，使唐朝增至七倍”，也就是说宋朝的税赋额度是唐朝的七倍之多。

其次宋朝税赋的种类相较于唐朝也大量增加，如各种加耗、支移、脚钱、斗画、呈样以及予借、和买等等。

其中许多项目最初还只是临时措置,并非新立税目。

如予借是因官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而由州县临时予借来年的“农田租税”。却名为予借实则不还,成了二税之外的负担。

“和买”、“和哉”也是如此,是由官府出钱向民间购买粮、绢等物,“其始也,则官给钱以买之”。

“所谓和买,初未尝不给钱”,以后则变为“直取于民”,成为一大民害。

汉中有老妪曾悲叹“民所以饥者,和

籴

病之也”。和买、和差成了“抑配人户”的变相赋税负担。

朱熹在他的《庚子应诏封事》中就曾说到这是“于二税之外別作名色巧取于民。且如纳米收耗,则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也。予借官物,则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而未止”。

这些附加税与杂税一样名目繁多,而且同一性种质的项目又有很多种不同的名称，极易造成税收混乱。

如“自熙宁以来,和

籴

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槎、均籴等名”。致使民户的土地赋税负担大量增加。

对乡村主户中的地主阶级来说,因为他们兼并有大量土地,剥削收入量很大,増征一些附加税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而对广大下户来说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对经济力量非常薄弱的第五等户。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难以承受的,若是再遇上灾荒、生老病死等特殊情况,那么必然就会惨遭破产,被迫逃亡。

所以说宋朝的税赋相比于唐朝来讲是十分繁重的。唐朝的两税法一扫唐朝苛捐杂税之风，让唐朝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宋朝不以史为鉴，反而还要开历史的倒车呢？其实里面是有很大的时代因素的。

二、宋朝“苛捐杂税”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分不开的

（一）、飞速发展的宋朝社会经济

从上面关于宋朝税赋制度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宋朝对于民间税赋的征收无疑是可怕的。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宋朝的统治者比唐朝更残暴，也不是因为宋朝的官员各个都是贪官。

因为不管统治阶级的财富欲望有多么庞大，决定了他们能掠夺到多少社会财富的始终都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就像决定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的一样，统治阶级也不肯凭空敛财。

所以只有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统治阶级才能掠夺到相应的财富。

而超出了现实社会基础的掠夺必然就会遭到人民的反抗，这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农民起义的原因。

而我们都知道宋朝前后三百余年其实很少爆发民间起义，那么宋朝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必然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所以这是宋朝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产物。

（二）、宋朝土地所有权的改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土地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谁拥有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

而在宋朝以前土地大多是归国家所有，就算是在相对来讲比较发达的唐朝，以国有制为主的均田制也依然占主要地位。

而在宋朝，田制已经被完全抛弃了，土地的国有制已经完全转变为地主私人所有制。

私人土地所有制成为了当时生产资料的主要形态，而官田在宋朝已经极为少见了。

此外由于土地的私有化，宋朝的土地买卖十分频繁，并且已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出现了雇佣劳动。

长久以来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渐被封建租赁制度取代。占据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此外，宋朝为了尽可能的增加赋税，还实行了升户制度，只要农民有一点私人土地，便可以上升为主户。

虽然土地的面积极小，依然需要靠租赁土地为生，但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必然更加勤奋，更加努力提高产量。

虽然就总面积来讲依然很少，但是随着宋朝主户人口的不断变多，就会形成一个积少成多的结果。从社会层面来看，对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是有利的。

宋朝在土地制度等一些方面的改革，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商场积极性。

使得农民创造出来的财富越来越多，促进了宋朝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迅速提高。

（三）、工商税赋占税收主要部分

宋朝官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杂变之赋，而杂变之赋中，工商税和漕货的税收又占了绝大部分。而这也是宋朝财官府之所以能够横征暴敛的主要原因。

另外宋朝的杂变之赋中有很多的部分是可以通过折价或者钱物扭折的方式来实现的。

虽然这种方法由于要作多次纽折，同时官府有时也会刻意操纵物价，导致税赋负担成倍增加。

但是这种纽折现象无疑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在宋朝的社会经济中，商业经济所处的重要地位。

所以说宋朝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繁多的名目征税，是由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宋朝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

而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则成为了政府税赋征收的主要对象，而即使是在如此“苛捐杂税”之下，商人们依然能富得流油，可以想见宋朝商业之发达。

三、宋朝税赋改革带来的变化

宋朝虽然并没有彻底改变以人头税为主的封建税赋制度，但是宋朝的劳役征收却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兵役的取消无疑是和其他朝代注重兵役是相去甚远的。

这其实是宋朝社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绍兴年间“湖南丁米三分之二均取于民田,其一取之丁口”,“道州丁米依旧于田亩上均敷”

等等一些情况，都代表着宋朝社会发展在劳役征收上的反映。

宋朝的社会经济基础中残余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完全被封建租佃制度所取代。部分地区的已经开始实行中国现在的摊丁入亩制度。比明朝的一条鞭法税赋制度早了四百年。

虽然这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但却是中国封建税赋变革的一件大事，是传统人头税的一大转变。

此外，宋朝还出现了固定的丁绢岁额,新増人口不再增征丁绢,与清朝推行推丁入亩之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甚为相似。

这些在宋代发生的税赋变革的意义十分重大，充分反映了宋代社会已经出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

如果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是在宋朝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话，至少可以让中国的封建社会早结束几百年，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缩短。

结语：

相较于唐朝的两税法而言，宋朝在两税法的基础上新增了诸多名目的附加税和人头税。

这是由宋朝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宋朝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国有制向私有化的转变，农业产出大大增加。

而宋朝的商业十分的繁荣，即使是宋朝如此苛捐杂税，这些商人依然能够赚到大笔的钱财。

而农业附加税对于地主阶级则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宋朝的税收是由社会基础的，并不会造成民不聊生的情况。

所以宋朝税收即使如此之重，大多是宋朝人依然能够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宋史》

《宋会要辑稿》

《慈湖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