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不志，潜心学问，终成一代大儒
二程：道通天地外，思入风云中
在中国思想史中，二程的名头可谓响亮，即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他们是“程朱理学”的开派之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亦称“洛学”，其学说形成于北宋，经弟子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的代代相传，到南宋朱熹时集为大成。
兄弟二人为北宋嘉佑二年的同榜进士，在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同年进士近四百人，星光闪耀，巅峰爆发，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宰相章惇和吕惠卿，名将王韶，“关学”领军人物张载等等，有着千古第一榜之名，被称为“千年科举龙虎榜”。
可惜的是，这些人身处王安石变法的漩涡中，为了各自的理想分边站队，捉对厮杀，而二程因对变法持反对的态度，所以一生不得志，遂潜心学问，福耶祸耶，难以说清。
二人为河南伊川人，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均就学于大学者周敦颐，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的话，那么提起那千古名篇《爱莲说》肯定会有感觉的。
再者，他俩同写出大气磅礴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关系亦是非同寻常，张载是二程的表叔，被尊为张子，其开创的“关学”与二程的理学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
中国自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因其与“正宗”的儒家学术相去甚远，被董仲舒塞进了许多为帝王服务的私货，加上南北朝以来佛教东渐，席卷华夏各个角落，影响甚大。
而儒家学说则日渐式微，尽管在北宋初期，由石介、胡瑗、孙复等人的振臂高呼，却也收效甚微，曾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几如陪衬地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二程再次振兴了儒学，最后是由朱熹加以继承的发扬，最终形成了庞大又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便是影响后世千年的“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占据着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这五人，亦被称为“北宋理学五子”。
程颢一生仕途蹇促，中进士后历地方小官，颇有政绩，官至太子中允，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直被打压，及司马光执政方才被授宗正寺丞，可惜的是未及行即病逝，年54岁，赐谥纯公。
相比之下，弟弟程颐要幸运一些，他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后来还被司马光擢为宋哲宗的侍讲官，但在此起彼伏的党争中亦是被打压得头破血流，竟然到后来被押解到我们四川绵阳交地方管制，宋徽宗还曾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后世有楹联说的便是他这一段经历：
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师宗推北宋；
涪江汇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
但他活得够长，尽管同他哥哥一样，一生受打压而不得志，但他心胸开阔，百折不挠，一直到75岁时去世，追谥正公，这在当时算是长寿之人了，从而也成就了他对理学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
二程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强调的是天理同人性之关系，“天者理也”，将不可捉摸的天拟人化，成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而人的内心思想要符合人伦道德，使人的行为规范要遵循天理，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天理何在”、“天理难容”，这些平常出现在人们口中的言语，其实都是二程理学的延存，因此可以说，二程的学说贯穿了以后所有国人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亦是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在人们的意识中，对理学的认知是停留在“存天理，去人欲”上，这本是没错的，但往往在理解上出现偏颇，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一观念成为束缚人们解放思想之祸首。
其实二程的理学是认为，天理作为客观存在，是自然规律同人的伦理道德相互相存的，人要做的就是以天理立心，以此来确立人的道德和道义自觉，这才是理学之根本，而后世很多之极端的做法，是不应该将其归罪于理学的，只能说是借着理学之名来妄行极端之事。
如果仅就学说的主旨而言，二程兄弟间并无二致，二人的区别主要是在义理的延伸方面着力点不同，仅此而已，在这方面，因为程颐的生命长度高于兄长，所以，在阐释义理上有着更进一步的高度。
对此，黄宗羲曾有个很形象的评价二人的区别，“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二程作为正人君子，留传下来的逸事不多，算来大概只有一个“程门立雪”，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他们的声望之显赫，不仅洛下诸多俊杰相从，而且还有很多外地学子不远千里拜在其门下，甚至连官也不做了，比如这故事的主角，后来被尊为龟山先生的大学者杨时。
史载，“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
程颢的性情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即使是那“拗相公”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一日王安石国变法正同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拗相公“方怒言者，厉色待之。”正好此时程颢进殿，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
只这一句轻言慢语，便让霸气十足的王安石瞬间不好意思起来，史书记为“安石为之愧屈。”可见时人对程颢的尊重程度有多高，他这样性格的人，在任何人眼中，都是一位值得尊敬之人。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是程颢写的《春日偶成》，同朱熹那首“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春日》相似，反映的也是作者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出游的感受，只是表现的角度有所不同。
朱熹所说的是春天万紫千红所带来的喜悦，而程颢则将自己包裹得紧一些，他在蓝天白云下傍花行走，春天带给他的美其实只是外在的，其实他内心去是“老去逢春只自伤”，只是别人不解这内中之情，还误以为他亦是个见到春天就欢呼雀躍的人，由此可见程颢之稳重是异于常人的。
相比之下，程颐就要潇洒了许多，这不仅是性情的因素，也是他面对生活的态度比乃兄豁达，我们从他的一首《陆浑乐游》的诗中可见一斑。
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
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
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
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
大地才有点绿意，便急不可待地一个人出门赏春，小舟、野渡，春山、绿水；野趣盎然，归家的路，樵夫的歌，将落的日头傍着寒山，满满地舒畅，这首诗将程颐喜好大自然的心境，尽情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览无余，很难想象，如他这样的理学夫子，其实同我们一样，爱山爱水爱春光，醉心于诗情画意的山山水水。
作为理学大师，二程并不以诗词歌赋见长，尤其是在宋代人人皆可诗词的时代，他俩的诗词并无一首能被人熟知，也许是他们的诗词已不自觉的代入了其学术的观点，虽说“理趣”是宋诗的特点，但太过了，反而让人有味同嚼蜡之感。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是程颢的《秋日偶成》，一看就如同一个老夫子在说教，虽然是自抒其志，但就诗歌来说，却未见得好，如果将这首诗“腰斩”，前半截还有些意思，那后面的，没有也可。
如今，振兴国学仍是官方努力号召的主题，然而，对“程朱理学”来说，无论在推广和研究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至少是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二程理论中以“民生为本”的思想也鲜为人知，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学术界和民众思想的进一步提高，二程是会得到他们应有地位，在中国思想史上，更加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