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井冈山红军刚刚经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余火，编制粗糙，装备简陋，打仗、筹粮、做群众工作，什么都得干，什么都搅在一起。

朱德和陈毅正忙着梳理部队建制，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连长粟裕，进入他们的视线。别看粟裕只是二十八团的一个连长，官不大，事倒不少。行军打仗总走在头里，挨批评也常有他的份。

红四军初创，谁也不太会打仗，战斗失利是家常便饭，连长自然首当其冲。但粟裕从不争辩，也不叫屈，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路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有一次战斗结束，朱德端起竹筒酒，对身旁的陈毅低声说了一句：“这小伙子扛得住枪，也扛得住委屈，将来有后劲。”朱德的意思很明确，粟裕既能打，又能忍，两种本事搁一个人身上，不简单。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开辟新根据地。粟裕跟着朱德的部队一同出发，迎接他们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失利。第一战大庾之战，红军损失不小，不得不仓促撤退。

进入2月，又遭国民党刘士毅部袭击，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不幸牺牲，朱德自己险些被俘。部队连日行军，在崇山峻岭间与敌军周旋，缺衣少食，异常艰苦，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十天。

战士们开始发牢骚：天天跑，不打仗，太憋屈了。与其这么逃，不如找个机会跟敌人狠狠地干一场。几个战士跑来找粟裕，让他向朱德军长提意见。粟裕其实也憋着一股劲，对朱德的战术未必完全理解。但他对朱德军长有信任，知道这个老军长不会做无谓的退让。

他半开玩笑地对战士们说：“你们想打仗还不容易？敌人就在后面，你们去跟朱军长说，让他下命令就是了。”

谁知这些愣头青真去了，找到朱德就嚷起来，甚至有人喊出“你怕死就让我们指挥”这样的话。粟裕听后，脸都白了。但朱德没有发火，他太了解这些年轻战士的心思了。正好借这个机会，他把大家招呼到一起，认认真真讲了一堂游击战课。

朱德说，游击战的精粹就是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敌强我弱，又远离根据地，硬拼只会白送命，伤员没法安置，枪支弹药越打越少，这笔账不算不行。

但撤退不等于逃跑，现在的走是为了将来的打。等到了合适的地方，有了合适的机会，就是反攻的时候了。最后，他看了一眼粟裕，补了一句：“有这种情绪的不光你们连队，其他部队也牢骚满腹。但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有胸怀有眼光。”

粟裕站在人群里，一字一句听得入神。他后来承认，自己起初对这套“走”字诀并不服气，觉得打仗就该短兵相接。但朱德的解释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军事指挥不只是勇气的较量，更是耐心的博弈。能忍得住不打，往往比敢打更考验一个指挥员的心性。

机会很快来了。几天后，红军进入一片山林，地势复杂，易守难攻。朱德决定利用地形设伏，主攻任务交给了粟裕的连队。战斗一打响，红军凭借灵活穿插把敌军分割包围，打得干净利落，不光歼敌不少，还缴获了七八十条枪。

战士们尝到了甜头，牢骚烟消云散。紧接着几天后，朱德在大柏地再设一伏，一战歼敌两个团，俘虏八百余人，这场胜仗后来被称作“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粟裕全程参与其中，亲眼见识了“走”与“打”之间的辩证法如何化为战场上的真实胜果。

从此往后，粟裕对游击战的理解彻底通了。此后几十年，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粟裕始终保持着那种“扛得住委屈”的沉静，和“后劲无穷”的韧性。

而朱德当年那句“这小伙子扛得住委屈，将来有后劲”，后来被时间反复验证。1946年苏中战役后，粟裕写了一份战役总结送到中央。朱德一页页翻过，在扉页上留下八个字的批语：“战略眼光，深而不露。”既有肯定，也有警醒——谋略深，但不显山露水，这是大将之风。朱德一生给人写评语不多，这八个字的分量，重过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