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志烈士陵园的低语

今天，我站在尚志烈士陵园，目光落在赵尚志、赵一曼两位民族英雄的墓碑旁，还有一座略显低调的墓碑，它与那些高大的石碑并列，却似乎承载着更深的唏嘘与感慨。这座墓碑的主人，便是侯启刚将军。他，一个指挥过无数次对日寇战斗的骁勇将领，一位精通文武的杰出人才，更是一位曾培养过众多抗联高级指挥员的军事教育家。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却饱受争议，受尽冷漠，直到晚年才得以名誉恢复。战友们戏称他为东方侯大林，这个称呼背后，是敬佩，亦是无奈。

回望那段抗日战争的烽烟岁月中，侯启刚曾担任赵尚志将军的秘书。他有着对东北统一战线理论的深刻洞见，并对敌我形势进行了精准的判断，初步形成了对敌斗争的游击战理论。令人扼腕的是，在东北抗联远离中央指挥的特殊环境下，这些前瞻性的思想并未被及时认可，反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东北抗联的英烈——侯启刚将军的故事。尚志烈士陵园所在的珠河县，曾是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领导抗日斗争的重要游击根据地，也是抗联三军的诞生地。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尚志，黑龙江省将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1988年又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升格为尚志市。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尚志县建立了尚志市烈士陵园，于1986年建成并对外开放，供人们瞻仰缅怀。它不仅是黑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还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的定点项目之一。尚志市，这个曾经的抗联三军发祥地，也曾是抗日游击根据地，见证了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浴血奋战，在龙江大地上与日寇英勇抗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的历史。赵一曼，作为三军二团的政委，也始终坚定不移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抗战事业，最终不幸被敌人残害。在这片丁香与杨柳相伴的土地上，尚志烈士陵园静静矗立，两座高大的墓碑是赵尚志和赵一曼，三个中等墓碑中，便有侯启刚将军的墓碑。

侯启刚将军，投身革命的脚步非常早。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也精通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地培养了无数抗联高级指挥员。然而，在他因故被撤销工作和职务期间，他却默默地印刷文件，悉心照料病号，承受着无边的孤独与漠视。他的一生，是曲高和寡的一生，备受争议的一生。

侯启刚，出生于辽宁省盖县的贫寒家庭，1907年诞生。尽管出身卑微，他却拥有着一颗聪慧的心灵，渴望学习知识，救国救民。他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在接受盖平县国民小学初级教育后，相继考入了营口市省立水产学校、辽阳满铁商业学校。1925年，五卅事变爆发时，他积极组织同学们罢课，却因此被学校退学，不得不返回营口。为了磨砺自己的军事技能，1927年，他还曾参加张作霖为了培养后备力量在奉天（沈阳）成立的模范队，最终因患有风湿病而离开军营。1929年，他怀揣着救国的梦想，来到了上海，进入华中大学深造。在高校求学的日子里，他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团体，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方向，并经由好友杨波（后叛变）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被杨波介绍进入了中共中国公学党支部，开启了自己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他下定决心投身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在担任共青团哈尔滨市道里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期间，他积极主动地领导共青团员和爱国青年，与日本殖民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党团组织机构变动频繁，活动也十分活跃。

有一件事，更凸显了侯启刚的责任与担当。1934年4月28日晚8时许，哈尔滨电车工人、共青团员张鸿渔因拒绝买票而被伪宪兵王文昌毒打，随后又被拖到道外宪兵队，宪兵们对其施以更残暴的暴行，这起恶性事件影响极其恶劣。在满洲省委的指示下，由老曹（黄其青）和赵一曼负责指挥第二次电车工人大罢工。侯启刚当时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积极协助赵一曼组织和参与了这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活动。罢工之后，日伪当局展开疯狂报复，逮捕了大批进步工人和骨干。所幸，部分骨干在满洲省委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并投入到抗日武装力量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包巨魁）、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蓝志渊（后叛变）和郭革一、王知一等多人。为了保护侯启刚，党组织将他派往珠河（尚志）黑龙宫从事抗日工作，尽管他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不久后，侯启刚与崔钟鸣在孙朝阳部见到了参谋长赵尚志，并肩负着重任，传达了珠河中心县委对赵尚志问题的认识，以及建议满洲省委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这使得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为东北抗联第三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侯启刚充分利用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夜以继日地培养了大量东北抗联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侯启刚的统一战线理论，超越了时代。他酷爱读书，勤奋好学，深入研读马列著作，拥有独到的见解，被战友们戏称为东方侯大林，这正是对其才华的肯定。他还认真研究东北的抗日形势和各阶级现状，提出了著名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深刻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统治阶级的变化，认为满洲的统治阶级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寇。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自强自立，在坚持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他写道：善于执行统一战线者，积极反动者最低使之变为稍次反动，稍次反动者最低使之变为中立，中立者最低使之变为同情，同情者最低使之变为共同抗日，共同抗日者最低使之贯彻始终或进而教育成为阶级的抗日战士。侯启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后来我党执行的全民族统一战线高度一致，体现了他的超前眼光和卓越战略思维。

侯启刚将军在东北游击战争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术的敌进我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强调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主张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以及敌动我静，敌静我动等原则。此外，他还提出了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强调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他预见到中日大战并非真正的大事变，认为大事变是日苏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苏联出兵东北，才最终导致了日本关东军的溃灭，也使得东北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东北抗日战争形势逐渐恶化，导致抗联队伍损失惨重。 在那个被误解和批判的年代，侯启刚对敌斗争的游击战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他被指责为逃跑主义的倡导者，甚至被诬陷为剽窃领袖的战术思想。最终，他被撤销了党籍和所有职务。即便如此，侯启刚并没有沉沦，他依然默默地坚守在抗日队伍中，尽自己所能地为抗战贡献力量。在遗著《侯启刚关于被撤销工作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他悲愤地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贞的爱国者，一个忠诚的抗日战士，一个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党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抗日队伍，千里迢迢地返回山东，希望能够向党中央申诉，洗刷自己的冤屈。然而，由于没有组织证明，他最终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饮弹牺牲，带着未实现的抗战愿望，带着失去党籍的痛苦，含恨客逝于他乡。 直至今日，侯启刚将军的壮志未酬，令人唏嘘不已。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伫立于尚志烈士陵园，面对这十一座静静矗立的墓碑，我深深地感受到那些抗战英雄的伟大与牺牲。侯启刚将军的纪念碑，与赵尚志、赵一曼等战友并肩矗立，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是对他的抗日救国事业的最高认可。 抗日英雄侯启刚将军，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你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