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政委、副师长、参谋长空降，说师长军阀主义，他可没惯着对方！
1936年，红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会师，在红军内部开启了新的篇章。为了加强对二方面军的军政领导，上级决定派遣部分干部前往协助。这其中，李井泉、张宗逊和姚喆空降到红二军团的第四师，分别担任政委、副师长和参谋长。
第四师的师长卢冬生，是一位在红军中根基深厚的元老级人物。他的革命生涯可以追溯到1927年，那时他护送贺龙同志回湘西工作，并在贺老总身边被悉心培养。与陈赓同志早年的情谊更是感人至深，两人从湘军时代相识，陈赓同志的革命先驱精神深深影响了卢冬生，最终促使他投身革命。南昌起义期间，陈赓同志身负重伤，年少的卢冬生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背出了险境。此后，卢冬生又作为交通员护送贺老总前往上海，凭借其机敏聪慧和丰富的兵员经验，赢得了贺老总的信任，并跟随其发展湘西根据地，亲历红二军团的成长壮大。纵观红二军团的发展史，在洪湖苏区时期，许多高级将领不幸牺牲，卢冬生却凭借着在上海建立的党组织关系，得以幸免于难。随着岁月流逝，他一步步晋升为团长、师长，无论是资历还是战功，都足以令人艳羡。特别是在爬雪山、过草地等关键战役中，他率领的第四师作为先锋部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红二军团长期远离中央，内部思想作风亟需加强。随着与六军团的会师，一批政工干部被调至红二军团，以期弥补思想上的不足。然而，在独立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做法值得商榷。尽管如此，红二军团对革命的贡献历久弥新，不容置疑。然而，在三大主力会师后，上级空降的干部们却采取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甫一抵达第四师，他们便迅速组织会议，而作为师长的卢冬生，对此却毫不知情，仿佛他的意见根本不被重视，甚至可能要让他承担某些责任。会议上，空降的几位首长占据主席台，而卢冬生却只能站在主席台下，这种姿态本身就表达了对他的不尊重。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会上竟然有人指责他存在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并当众提出要进行批评。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彻底激怒了卢冬生。他深感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战士们，当即提出辞职。这场会议以失败告终，师长离去，也让那些空降干部陷入了尴尬境地。尽管第四师并不完全离不开卢冬生，但他却在师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他的离开，让战士们内心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为何这位深受爱戴的师长会被气走？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贺彪同志回忆起当时情景，师长一瘸一拐地离去，全师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人心惶惶。 任弼时同志后来对卢冬生的离开表示惋惜，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不正确的。贺老总闻讯后也赶来安慰，明确表示这并非针对卢冬生个人。卢冬生向来是个有性格的人，虽然不畏艰苦，但却格外在意别人的评价，害怕被戴上莫须有的帽子。更让他痛苦的是，战争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身体创伤，如今却被指责为军阀主义，这实在难以接受。最终，第四师的军政工作由政委和副师长共同负责。 抗战爆发后，卢冬生原本已经接到了回国担任旅长的任命，却因身体状况不佳，选择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张宗逊同志顺势接替了旅长一职。如果卢冬生能够坚守岗位，他或许会继续担任旅长，而张宗逊同志则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被调离，去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像115师和129师那样，资历相当的干部往往不会长期共处。部队发展壮大，需要不断涌现出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人才，这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张宗逊同志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曾担任过军、师等职务，后来被调到四方面军工作一年，之后又被调到二方面军。卢冬生前往苏联，攻克了俄语的难关，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被派往苏联工作，并与抗联部队合作。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抗联部队紧随其后，配合回国工作。在周保中同志的领导下，他们被派遣到各地进行接收工作，卢冬生则被任命为哈尔滨卫戍区司令。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苏军士兵违反军纪，最终导致了卢冬生的意外牺牲。这位革命英雄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他错过了抗战的八年，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国大展宏图，却不幸殒命，留下了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