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援朝战争史料与历史书写

石少颍

摘要：记录明朝万历援朝战争的史料，以万历起居注、邸报等官方史料原始性最高，御倭经略、前线将领、内阁、巡抚等当事人的奏疏或信件等史料，亦是被今人广泛使用的原始文献。战争结束至明亡，回忆战争的私撰史书和总结战争的海防著作不断出现，反映了晚明人对海防安全、辽东安全愈加关注；官修《明神宗实录》的成书，昭示了明军援朝的国土防御属性，也奠定了晚明人对这场战争的根本认识。但是，受晚明辽东战争影响，清朝统治者将部分晚明御倭文献销毁或列为禁书，而清代官修史书对此役的否定倾向，对于私撰史书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清末。

关键词：万历援朝战争 史料生成 明清鼎革 历史书写

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是16世纪末发生于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区域性国际战争。1592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并欲图入侵中国，明朝为援救朝鲜和保护国境安全而派兵参战。近年来，随着全球史和地区史研究的升温，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研究也日渐增多。但我们也面临史料零散、消匿难查以及传布讹误等问题。因此，深化研究，探清史源、辨明史料关系、甄别史料真伪等基础性工作尤显重要。目前，学界已有一些针对这场战争相关史料及史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单部史籍的形成和讨论上，尚缺少对于明清时代所存史料整体情况的把握和梳理，尤其是对明清鼎革前后相关史料的记述及史评的历史变化和原因缺乏细致讨论。为此，我们拟在介绍和分析明清时代有关万历援朝战争史料生成过程的基础上，对于明清鼎革前后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书写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一、万历援朝战争时期的官方及当事人文献

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既有大量官修史料存世，也有不少私家著述留存。就官方史料而言，万历时期起居注、邸钞、邸报等史料的原始性最高。其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记录，未经史官修饰；战争期间皇帝与内阁间的意见传递，在《万历起居注》中所占比例较高。以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九日援救朝鲜决策前休假省亲的首辅王锡爵与万历帝的意见交流为例：

是日，大学士给假省亲王锡爵奏：“……即今皇上所忧在西事，而以臣局外观之，彼乌合叛众，死守一城，饵虏之财与格战之技必将自尽，而见在二、三边吏，亦或自能办此，顾皇上委任责成何如耳……朝廷一面防虏，又一面防倭，一面防军，又一面防民，征徭不休，转生得失。此则望皇上留神宵旰，日召二、三大臣谋之，而不在此目前琐琐釜鱼旦夕之命也……”

奉旨：“……东西寇贼鸱张，正藉吁谟指授，卿可单车就道，为国筹边，以副朕怀。卿母差人迎养亦便。吏部知道。”

从王锡爵奏请意见看，他认为“西事”（指宁夏哱拜叛乱）不足忧，而侵入朝鲜的“东寇”则是需要近顾之根本。万历帝急召王锡爵回京，并接受了他的主张。

邸报是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通过通政司、六科、提塘官、抄报人，向各级官员传递政治信息，史料原始性高，但大多毁于明末。成书于晚明的《万历邸钞》是邸报的编年体缩编本，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保存了这些原始史料，其中就涉及援朝战争时期的官场斗争。比如二十年九月，御史郭实参劾宋应昌，认为宋不能胜任御倭经略。万历帝大怒，认为郭实怀私妄奏，阻挠国是，遂将郭降极边杂职用。又，工部主事乐元声奏劾王锡爵，被人怀疑为阁臣赵志皋指使，赵志皋为此而上疏自辩求退：

今天下之治与乱，不在于他，而在于人心之险躁浮薄，敢于议论而无忌惮。又有一等倾危之士，弄雌黄之口，乱是非之真，鼓唇摇舌而莫测其端，捕影捉风而莫知其自，以致一人倡之，众人从而和之，无者捏而为有，假者摸而为真，沿习成风，恬不为怪，而是非淆矣。甚者娟嫉一生，谗谤交至，以僚属而害堂官，以偏裨而戕主帅，阳肆挤排，巧为陷阱，而国是皆倒置矣。

但礼部主事诸寿贤仍指责赵志皋以书生而为辅臣，兵书石星以书生而为枢臣：

如借郭实以箝制言官之口，即所用甚非其人，举朝以为不可。

书中对于援朝御倭问题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记载十分翔实。

直接前往朝鲜前线的明朝御倭经略等官员的个人奏疏和通信资料，作为当事人的原始文献，是今人最为重视并广泛使用的史料，屡被影印甚至点校整理，包括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孙鑛《月峰先生文集》、邢玠《经略御倭奏议》（也称《东征奏议》），这三种文献中所收录的奏疏、咨文等文移、檄牍、函札、皇帝敕谕等相关文书，真实地反映了战争期间政治、军事、外交、后勤等情况。作为经略赞画的袁黄，其所著《两行斋集》里除了所撰《防倭议》外，还收有他写给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等二十余人的战时书信。另外，浙江运粮把总钱世桢，应宋应昌之请，任经略标下游击将军，并将自己的参战经历写成《东征实纪》，该书对平壤之战、军中疾疫、和谈之时与日军将领共处同饮，皆有详细记载。又，时为朝鲜领议政的柳成龙，将入朝明军将领给他的个人书札编排装册，并以《唐将书帖》为册名。这些书札作者包括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邵应忠、董元、郑德、陈寅、戚金、沈惟敬等人，书札内容涉及明朝将领在朝鲜的后勤生活与练兵等内容，是援朝战争中朝双方交流和合作的最宝贵信件史料。

参与决策的明朝高层官员的文献，也是研究明朝援朝战争的原始资料。这其中，一部分是收录于个人文集，包括主要阁臣的文集，如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赵志皋《内阁奏题稿》、张位《张洪阳文集》、沈一贯《敬事草》，以及六部及科道官员和地方督抚的个人文集，如户部侍郎张养蒙《张毅敏公集》、礼部侍郎冯琦的《北海集》和《宗伯集》、右副都御史周孔教的《周中丞疏稿》、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的《群玉山房疏草》、兵科都给事中张辅之的《太仆奏议》、天津巡抚汪应蛟的《抚畿奏疏》与《海防奏疏》、辽东巡抚李化龙的《抚辽疏稿》、福建巡抚许孚远的《敬和堂集》、礼部官员何乔远的《何氏万历集》、卢龙兵备副使方应选的《方众甫集》等。

另一部分战时奏议、甚至包括皇帝下达的圣旨，则因其个人文献未能保存、而被他人编集，得以传布后世。包括周永春辑《万历丝纶录》、吴亮辑《万历疏钞》、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吴道行辑《不愧堂刻奏疏》（又称《熙朝奏议》）、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陈子壮编《昭代经济言》等。其中，《万历丝纶录》是皇帝敕令类文献。“丝纶”是对皇帝制诏及三省同奉圣旨所发省札之类的泛称。《万历丝纶录》按六部顺序辑录万历帝诏书，与援朝战争相关的诏书主要分布于礼、工二部之外的各卷。《万历丝纶录》中诏书因是原始版本，所以极富情绪色彩和口语风格。譬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大臣们以“倭情已变”，请求万历帝宽恕反对议和的言官曹学程，但万历帝极不情愿。《万历丝纶录》原话是这样记载的：

曹学程这厮，奉旨打问，尚尔傲慢肆言，全无畏敬。既说为国家大事，如何不效古义，勇自荐往，辩真伪以释大疑，专以口吻浮言为忠，抗违避难为义，好生不忠，着拿刑部拟罪来说。

话语之中，万历帝的泼皮活灵活现。而在后来的官修《明神宗实录》里，皇帝说话的语气却修饰为：

原推科臣，未推御史，辄来徇私抗渎，内必有贿嘱关节，下学程锦衣卫问。

由是可见，原始敕令的口语化风格与后来官修史料的文风差别非常明显。

相对于皇帝诏敕的文句修饰，大臣们的奏疏则保留了原有文字。吴道行辑录《不愧堂刻奏疏》六卷，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即已成书，书中所辑万历时期奏疏按编年体编排，内容分列君道、国是、用人、宗藩、征讨、防倭等二十四门，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援朝战争。比如，石星《壬辰征倭议》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阐述了对援救朝鲜的意见，具体呈现了明廷决定援朝的决策过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所收奏疏多因涉及皇室私利（如反对矿监税事）而留中不发，涉及援朝战争的疏本并不多，这恰恰说明援朝相关奏本是被万历帝重视和及时处理的；同时，留中奏疏也从侧面反映出援朝战争时期明朝财政困难、君臣关系紧张等状况。

《皇明经世文编》编者陈子龙等松江籍文人有感于明朝积弊，抱着“经世济民”的立场选编了明朝两百多年来的奏疏和政论。该书于崇祯十年（1637）成书五百零四卷，后又补遗四卷。该书收有很多援朝御倭战争时期的官员奏议，如杨俊民、王家屏、王锡爵、宋应昌、张位、万象春、赵世卿、曹于汴、吕坤、李三才、李化龙、李植、张养蒙、许弘纲、沈一贯、余继登、冯琦、王德完、周孔教等人的疏议。这其中就不乏有户部尚书杨俊民等人因本人文集未能存留、其奏本却被《皇明经世文编》辑录的情况，故尤显其史料价值之珍贵。万历二十一年（1593），杨俊民上《边饷渐增，供亿难继，酌长策以图治安疏》，疏中对万历十八年（1590）至二十一年间的各项费用是否浮糜或者缺额，都有具体的记述，有益于我们了解援朝战争初年的明朝财政状况和理解石星由主战到主和的具体背景。再如，援朝战争末期的山东巡抚万象春针对辽东巡抚将运粮路线从“山东海运至辽东，再由辽东海上转运至朝鲜”变为“直接从山东海上运粮至朝鲜”的建议，在《题为运粮业有成议事（朝鲜粮运）》一疏中提出，山东所雇海船多为淮船，不及辽船底厚、抗风浪，且船员不熟悉朝鲜沿海情况，这种舟船与舆地不相匹配情况容易出现军粮供应疏虞。此外，明末南海人陈子壮辑《昭代经济言》共十四卷，收录自洪武至天启年间八十余位官员的奏疏，其中，曾任礼部右侍郎的何宗彦《防海固藩议》等疏议未见于它书。何宗彦明确反对在朝鲜驻兵，认为“千里馈粮，士不宿饱，非计也”，强调朝鲜应自守国土，使“倭不得窥朝鲜之瑕”。这一观点对于援朝明军的善后安排，也确实产生过影响。

二、战争结束后明代援朝御倭战争史料

万历二十六年（1598）底，龟缩在朝鲜南部的日军在明军的打击下渡海回国，标志着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结束。从战争结束至明亡前，援朝御倭战争相关文献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私人记述这场战争的文献，如《两朝平攘录》《万历三大征考》等；二是出现了一些针对这场战争进行历史总结的海防著作，如《全浙兵制考》《海防纂要》《武备志》等；三是官方纂修《明神宗实录》，该书保存了大量援朝御倭战争史料。

就成书时间看，距离援朝战争较近的专书是诸葛元声撰《两朝平攘录》，现存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序刻本，距离战争结束仅八年时间。该书记录隆庆、万历两朝所经历的顺义王、都蛮、宁夏、日本、播州有关的五件大事，其中“日本”分上、下两卷，主述援朝御倭战争过程，并对相关重点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该书谓石星一心为国，但偏听偏执，最终为沈惟敬所误；又谓经略邢玠“人谨重，有识略，事必熟虑图全，不为苟且。”对于二十五年（1597）冬邢玠部署三路大军进剿日军却未能取胜的原因，诸葛元声则认为：

邢公始谋极为详慎，而卒致此者，其失有六：委重寄于杨镐，其失一；攻倭利用南兵，而三协主将皆北人，其失二；（加藤）清正才能胜（小西）行长数倍，乃不审坚瑕，先攻清正，其失三；倭奴素怯水战，而水兵无人，不肯少俟陈璘等，急于进征，其失四；倭夺闲山水路，无阻其来，援已甚便，而遣人防援，无一得力，竟以此败，其失五；王师初出，宜令骁骑先之，不当全师以博一城，其失六。况官兵虽众，非经练者，故不整而易败。

茅瑞征写的《万历三大征考》，也是记录万历时期宁夏、朝鲜、播州三场战争的专书，成书于天启初年，作者曾在兵部任职。此书“倭”篇记录了万历援朝战争，但比《两朝平攘录》简略。比如，《两朝平攘录》中说第二位经略顾养谦“襟度磊落，多识略，有文武才”，愤慨于夷语（指小西行长手书）中“和亲”要求，后以疏上，因“与朝议不合，亦谢病去”。《万历三大征考》则仅说“上嘉养谦力主撤兵，多胆略”，对于顾养谦与朝议相左、无奈辞去经略的细节却只字未讲。

成书于崇祯六年（1633）的《宪章外史续编》，又名《嘉靖以来注略》《五陵注略》，作者许重熙根据自己所收集的历史信息，写成始自正德十六年（1521）终于天启七年（1627）的共十四卷编年体史书。书中卷九即叙述万历援朝战争。但是，该书将明军胜利归于丰臣秀吉之死这一偶然因素，并说经略邢玠靠行贿日军将领来求日军回国，这与其它文献相比，已严重失实。

另外，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对于战争相关人物也提出了自己看法。比如：

近日枢臣石星，以东事坏，上谓其媚倭误国，论极刑，妻子亦坐流徙，则数十年来仅见者。

作者深为石星而惋惜，认为朝廷对石星处罚极重。而相近的看法，在邹元标所撰写的石星墓志铭和传记中亦有表达。“东林三君子”之一邹元标，为人耿直，早年被贬，曾得到石星辩护。邹元标正是不忘石星搭救之恩，后为石星撰写了传记。邹元标肯定石星“历事三朝四十年，谔谔蹇蹇，削平宁夏，劳苦功高矣”；虽然“封议”失败，但仍相信石星“为国、为天下，非为私也”。

鉴于日本入侵朝鲜的历史记忆，晚明人更加关注海疆安全问题。曾在天津任职巡抚的汪应蛟就提到：

夷性叵测，清酋尚在，近有闽人及被掳北兵从日本附商舶回者，传闻倭兵虽散各岛，倭将犹聚山城，既济戒袽，似不容已。

文中的“清酋”，即日军先锋大将加藤清正。他在战后依然行径叵测，故为明人所警惕。而在晚明海防著作中，最先写成的当为侯继高《全浙兵制考》。援朝御倭战争期间，侯继高为浙江总兵官，《全浙兵制考》即为其任内所作。该书正文三卷，卷一列全浙海图、海图总说和水陆兵制，记杭嘉湖、宁绍两地区兵制和倭乱；卷二详述台金严、温处二区兵制和倭乱情况，末尾附录《近报倭警》；卷三记述福船修造情况。《近报倭警》有八份文书，是战争前后明朝获取的重要情报，包括万历十九年四月琉球国长史郑迵以及所附暂居琉球的同安人陈申关于日本关白将要入侵大明的呈报文；万历十九年九月中军左游击李承勋等人审讯从日本逃回的临海县民苏八（与村民下海捕鱼时被倭寇掳至日本）的供词，苏八在供词中提到，日本关白将要侵犯中国；万历二十年三月江西临川人朱均旺受寓日同乡许仪后委托，从日本逃回国内报告日本关白造船将要入寇大明的消息；万历二十年五月二十日辽东总兵官杨绍勋与巡抚郝杰为倭情事的会稿；万历二十年六月十六日辽东总兵官杨绍勋与巡抚郝杰为紧急倭报事的会稿；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辽东巡抚郝杰关于朝鲜势急请兵兼乞内附的咨文；万历二十年六月兵部陈御倭切要事宜题本。其中，前三份文书是较为完整的战前情报，说明编者侯继高作为海防官员非常重视情报信息。

曾在兵部任职的王在晋，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印自著《海防纂要》中，阐述了自己的海防主张：

昔之防倭防其倘然，而今之防倭防其必然；昔之防倭防其外蚀，而今之防倭防其内蚀；昔所虞者零星摽掠之倭，而今所虞者大举入寇之倭；昔之倭为边幅四肢之患，今之倭为神京肘腋之患。山城五岛之间，隐然树一敌国。

他通过倭情之今昔对比指出，过去只是民间倭寇海盗骚扰，而万历中期已演变为官府有组织的侵略，乃京师安全之患。全书共分十三卷，卷一至卷二主要论述自辽东、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以至广东的沿海防御事宜；卷三至卷四主要记述明朝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日本、朝鲜关系大事；而卷五至卷八则详细总结前人并阐述本人的各种御倭方略；卷九至卷十记述了明朝重要的御倭与海防战役；卷十一至卷十三则是有关规章制度、奖惩措施、通番禁例以及吉凶占验内容。正是援朝御倭战争的历史记忆，促使王在晋对海防问题倍加关注并积极总结。另一部晚明军事著作《武备志》的编者茅元仪（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援朝战争和晚明辽东战争的经历者，对习兵讲武格外关注，且提出江防与海防、边防并重的观点。该书中还有“日本考”和“朝鲜考”，介绍两国历史、军政、地理等国情，提出可与日本通市而杜其入寇。

作为记录万历时期历史的官修史书——《明神宗实录》，从天启元年（1621）三月始修，到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完成，书中存有大量援朝御倭战争史料，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相关奏疏和皇帝的诏敕令旨、外交和军事活动、粮饷供应等情况，都以编年体形式按年月日记载下来，系统地记载了这场战争。明朝官方通过《明神宗实录》的书写，昭示出明朝援朝御倭的国土防御属性，而非单纯的“字小”保藩行为。如“万历二十年七月十六日”条记载：

兵部言：“朝鲜倘陷，螫必中辽，則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者。沿江一带，宜盛陈兵马防守，以振威声。国王来投江上，择居完固城堡，司道躬为存慰，一应供膳从厚；随行人马，给以刍粮，用示抚恤，无容狡倭混入探听。前所发兵不足，再加一枝，为犄角之势可也。”

“七月二十六日”条又载：

兵部题称：“征倭遣文武大臣，已会府部九卿科道官酌议，诸臣所议不同，大臣且宜缓遣。”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患。

从兵部决策和万历帝态度可以看出，保全朝鲜与辽东安全直接相关，这不仅表明明朝官方对于万历援朝战争的基本认识，也奠定了后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

三、清代私修与官修史书中的援朝御倭战争

明朝灭亡后，一些文人出于对明朝灭亡的痛思，开始编写明史；而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统治合法性，也开设史馆纂修明史。于是在清初便出现了多部明史著作，其对万历援朝御倭战争多有记述和评价。

私撰明史大多成书于清初，主要有《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书。《国榷》为清初谈迁私撰编年体明史，叙事简炼，对万历援朝战争常作专门评论。如“万历二十年十月辛卯”条记载：“兵部尚书石星请身讨倭，上以运筹，不许。”谈迁对此评论曰：

谈迁曰：甚哉！石司马之失筹也。岛夷螫我属国，拉焉倾覆。彼告急于我，度不能膜外置之，而急在银夏，势不两顾；且李昖来奔，第择善地居之，徐观其会可耳。辽抚郝杰不量见力，亟请声援。狡倭数万众，如太山压卵，而我纔三千人往，委肉虎口，无俟至平壤立糜矣！堂堂天朝，扬威海外，兵少发则不振，多发则不继，此岂易事，而漫尝为也。属国流离，缓之可，急之可，而偏师轻出，亦预其败。于是，移乡邻于同室，进介鳞于我仇，运筹之失，始见其端；而犹请缨阙下，浮慕远略，胶柱鼓瑟之说，不偾国何待乎！

在谈迁看来，倭以数万大众来侵朝鲜，朝鲜告急，石星仅以三千人匆匆应援，已十分失策；而他还要自请上前线，固执而不知变通，结果只能祸害国家。

《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作者谷应泰将明代历史中的八十个重要事件或问题写成纪事本末体。其中，卷六十二“援朝鲜”专门记述万历援朝御倭战争。该篇起于万历二十年五月日军寇朝鲜，终于二十七年(1599)七月明朝给事中杨应文勘报东征功次。谷应泰在篇末评论中，肯定了明军援救朝鲜的历史意义，即不仅利于提振天朝威望，也有利于屏藩蓟辽、保护京师安全。但他同时认为，明军出兵方式存在问题，未能“命武健之将，选精锐之师，出其不意”，结果导致“剿既不足以树威，而抚又不能以著信，临事周张，首尾衡决，不可謂非行间之乏谋，而中枢之失算矣”。他也认为，若非日本关白病亡，殊难用七年结束战争，“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善后之策，茫无津涯”。可见，他对明朝援朝战争评价极低。

清代官修“明史”则于顺治二年（1654）设立明史馆，以遵守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来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康熙时期，万斯同与修史馆员共同纂写《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万斯同去世后，王鸿绪在万氏稿本基础上，删改成三百一十卷《明史稿》，于雍正元年（1723）进呈皇帝。王鸿绪去世（1723）后，张廷玉接任总裁并组织人手修改王本《明史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为三百三十二卷，并于乾隆四年（1739）由武英殿以《明史》书名刊行，也称为武英殿本。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明史》三种版本“明史”，皆为纪传体史书。这三种“明史”，除“神宗本纪”“朝鲜传”和“日本传”记载万历援朝御倭战争外，还不同程度为参战人物列传，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清代三部“明史”中万历援朝御倭战争人物立传情况表

由上表可见，从万本到王本，为援朝战争重要人物之立传未有变化；但从王本到殿本，则删去了石星、宋应昌、顾养谦、孙鑛、邢玠等五位关键人物的传记。这其中，兵部尚书石星既是援朝政策的最初决策者，也是后来对日议和的主导者；宋应昌、顾养谦、孙鑛、邢玠四人则先后担任朝鲜经略，尤其像宋应昌、邢玠，分别为战争前期、后期的前线最高指挥者。因此，从战争关联度上讲，这些人物都是不应被绕开的。

那么，殿本《明史》为何删去这五人的传记？其他战争人物入传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通过对比可知，殿本《明史》尚有赞画刘黄裳“传”，仅有50字，文字虽简，但还是提到了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不过，“刘黄裳传”并非单独立传，是附在其父“刘绘传”条目内的；而刘绘为科道官，因忠忱而立传。至于殿本《明史》为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柏、麻贵、董一元、王保、刘綎、陈璘、吴广、邓子龙等将领立传，乃因其在北边防守或播州之役中立有战功，而与万历援朝战争无关。又如时任辽东巡抚的郝杰，在战争之初曾参与过发兵救援朝鲜的事务，后因反对议和而转任南京户部尚书这一闲职。李祯曾任兵部左侍郎，在石星被罢之后，主理兵部事务，后因性格质直而被旨令致仕，任南京刑部尚书闲职。郝、李二人被殿本《明史》立传，亦与援朝战争无关，乃是其作为“南京卿长”，“强直无所附丽，不为执政所喜”，是作为政治清流而被立传的。至于杨镐，则因“辽事”、对金作战而被立传；而与杨镐同卷的袁应泰、熊廷弼、袁崇焕等人，多是在辽东战场失败的明朝官员。殿本《明史》将他们归于一卷，实为昭示清朝统治的必然性。此外，像接替杨镐担任朝鲜经理的万世德，在三部“明史”中皆无立传，这应与万世德孙子万炼在偏关参与大同总兵姜瓖的反清复明活动有关。

由此可见，清代官修“明史”对于万历援朝战争记载比较疏略，而且，即便在有限的记载中，对战争相关人物也是论责者多，否定处多，反映出清朝官修史书对于明朝援朝战争予以否定的历史书写倾向。

而清朝前期官修明史里的这种否定倾向也被清末夏燮私修《明通鉴》所继承。《明通鉴》为编年体史书，成书于咸丰末年；书中“神宗显皇帝”记录了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1600）有关明朝援朝战争的内容。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对同一事件相关史料进行考证对比后，另附有“考异”。比如，“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条记载了明军围困蔚山日军的战役：

己丑，行长兵骤至，诸军闻之，大惧。杨镐不及下令，策马先奔，麻贵继之，一时九将皆溃。贼前袭击，死者无算。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贼乃还，辎重多丧失。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一旦，中外嗟恨。镐等奔趋庆州，惧贼乘袭，尽撤兵还王京，与邢玠诡以捷闻。

显然，在夏燮笔下，杨镐指挥的这场蔚山战斗完全是失败的。在此文后面，夏燮即作“考异”曰：

《明史·本纪》书“攻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盖攻倭在十二月，败奔在正月。《史稿》书之己丑，是年正月丁亥朔，己丑三日也。《纪事本末》，攻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而《明史·镐传》言“攻围十日，行长援兵至，镐等遂以正月二日溃，奔王京”。则《史稿》以为“己丑”者是也。《三大征》所记月日，皆交绥胜负之确期，见之原奏疏中，非奏报至京师之月日，尤可考而知也。

这段文字是夏燮对蔚山战役具体时间的考订。文中对杨镐的战争叙事，则沿袭了《万历三大征》《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稿》诸书说法，而夏燮对战争的否定态度则是受到战争期间明朝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杨镐疏文的影响。

四、余论：明清政治变局与万历援朝战争的历史书写

通过对晚明至清代有关万历援朝战争主要史料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君臣之所以在宁夏、播州二役的严峻形势下坚持派兵援救朝鲜，不仅仅出于对藩属的“字小”之意，更在于万历君臣深刻认识到朝鲜对于辽东及京师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对于明朝海防的潜在隐患。因此，晚明人在追忆和书写万历援朝战争的同时，也在从国家安全角度思索中日关系走向与海防问题。而当后金兴起之后，北防与防倭并存为晚明两大国防难题。像王鸣鹤《登坛必究》就提到，“北虏、南倭均当备御，以今时事论之，此镇难于诸镇矣。”他所说的“北虏”，不仅仅是明朝人早先所称的蒙古诸部势力，也包括东北地区的后金地方政权。

也正是因为部分御倭文献涉及到晚明辽东战事及“防虏”（后金）的敏感内容，或是作者后人曾参与反清活动，结果导致有相当多的万历援朝战争史料在明清鼎革后遭遇禁毁。像前述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王在晋《海防纂要》、茅元仪《武备志》等书，皆在禁书之列。此外，清初统治者为宣示政治合法性，还严查晚明文献，甚至捕风捉影，认为《经略复国要编》书名中“复国”一词有“复明朝”之嫌，故禁绝之。另外，从清初黄虞稷编纂《千顷堂书目》以“东征”为题所收书目看，宋应昌《朝鲜复国经略要编》六卷、邢玠《东征公议》四卷、萧应宫《朝鲜征倭纪略》一卷、刘黄裳《东征杂记》、吴绍勋王公《东征纪略》一卷、王士琦《封贡纪略》一卷、杨伯珂《东征客问》、熊尚文《倭功始末》、沈思贤《经略复国情节》二卷、《东事纪实》《东封始末》（不知撰人）、《关白据倭始末》一卷（不知撰人）等文献皆在列，但是现在，这些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

至于明清鼎革后，清人对于万历援朝战争的历史书写更是负面。乾隆初年官方刊布的《明史·日本传》对于战争如是描述：

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四道并复。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于是封贡之议起，中朝弥缝惟敬以成款局，事详朝鲜传。久之，秀吉死，诸倭杨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

这段话对明军的评论强调了三点：（1）“丧师数十万”；（2）“糜饷数百万”；（3）明、鲜联军没有取得最终胜利，是因为丰臣秀吉死亡，战争才得以结束。这与《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的论调几无差别，亦深受丁应泰弹劾杨镐疏文的影响。

丁应泰弹劾杨镐的疏文，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载：

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奏：贪猾丧师，釀乱权奸，结党欺君。盖论辽东巡抚杨镐、总兵麻贵、副将李如梅等，蔚山之败，亡失无算，隐漏不以实闻。而次辅张位、三辅沈一贯与镐密书往来，交结欺弊也。大略论镐曰：“倭至则弃军士而潜逃，兵败则议屯守以掩罪，既丧师而辱国，敢漏报而欺君。”如梅曰：“凌蔑将官，淫掠属国，逗遛观望，擅离信地。”贵曰：“忍于弃卒，而仓皇驰遁，巧于避罪，而文致报章，既已偾事，乃复冒功。”而辅臣报镐书，位有“祸福利害与君共之”语，一贯有“以后大疏，须先投揭而后上，以便措手”语；且以御史汪先岸论镐拟票留中之旨，密以示镐云。盖先岸之疏，阁票称镐忠勇，留中不下也。又言：“自有东事以来，辽兵阵亡已逾二万，皆丧于如梅兄弟之手，前后费饷六七百万。”又谓：“镐与如梅媚倭将清正，与之讲和。”以私通清正之书进呈，因论镐所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又追论镐之经理朝鲜，以赂次辅位而得之。今观位与镐书云云，则人言不诬。

从丁应泰弹劾疏文来看，他认为经理杨镐所率明军在蔚山战役中大败，并指杨镐上交内阁大学士张位、沈一贯而掩罪，下结丧师费饷的李如梅等将领以冒功，外与倭将清正私通以讲和，犯有欺君之罪。万历帝得悉，遣人对明军东征情况勘查，结果，杨镐革职回籍，而张位、沈一贯、麻贵、李如梅等人则留用。实际上，当时朝鲜的诸多史料表明，明军在蔚山战役中并未失败，而是斩敌千余的胜利。后因考虑日本援军将至，明军有腹背受敌之患，加上雨寒天气，杨镐才下令撤退。反而是丁应泰的弹劾奏文，使杨镐的权威顿受影响而他的制倭方案即陷瓦解，帮助了受困的日军。丁应泰作为内阁首辅赵志皋（主和）的门徒，对于次辅张位（主战）推荐的杨镐进行弹劾，反映出明廷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杨镐虽然在查勘后得以复官并叙东征军功，但他后因在对抗后金的萨尔浒战役中失败，使得当时正在编修《明神宗实录》的史官们沿用了丁应泰的说法，并矮贬明军在援朝战争中的表现。而清朝史官更不可能细致辨别丁应泰的不实之词。于是，清朝史籍对于万历援朝御倭战争的历史书写，受石星主和失败、丁应泰攻击杨镐等因素影响，也以“丧师”“糜饷”和“迄无胜算”而定调。因此，要揭析这场援朝战争的真实情况，还需要结合明朝、朝鲜和日本史料进行互证研究。

【作者简介】

石少颖：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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