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二战史册，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不在少数。要说谁对日本的仇恨最深、报复最烈，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中国、朝鲜半岛或者东南亚国家。

可有一个国家的名字，常常被忽略。它在战场上多次拒绝接受日军的投降，战后又用极为强硬的手段追究战犯责任，甚至一度想拆走日本的工业设备当赔偿。这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达尔文烽火燃起澳洲仇恨

1941年12月，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短短两个月里横扫东南亚，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失陷，八万英联邦守军被俘，其中就包括大量澳大利亚官兵。

海军军令部计划处处长富冈定俊力主南下拿下澳大利亚北部，觉得只要抢先控制这片土地，就能切断美军将来反攻的跳板。不过陆军并不买账。

大本营陆军作战科评估后认为，光是占领澳北就要投入十个师团，兵力接近二十五万。经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算的是另一笔账，攻打澳大利亚至少还得再腾出六百万吨商船运力，而日本手里的商船连东南亚战场都吃紧。

东条英机内阁最终否决了这个方案，改为对澳本土实施轰炸和骚扰，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1942年2月19日上午9点58分，第一波日军战机飞抵达尔文上空。

根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和英文维基百科的记载，这一天日军出动了188架战机，分两次对达尔文港及市区进行轰炸，投弹总量甚至超过了当初袭击珍珠港时使用的量。

港内46艘舰船中有10艘被击沉，25艘严重受损，包括美国海军的驱逐舰皮尔里号。地面上251人罹难，另有数百人受伤。

从1942年2月19日到1943年11月12日，日军对澳大利亚北部的空袭累计接近百次。悉尼港也没能幸免，1942年5月31日夜，三艘日军甲标的袖珍潜艇钻进悉尼湾，击沉了改装宿舍船库塔布尔号，21名澳英水兵殉职。

战火第一次烧到了澳洲本土，这种冲击对一个从未经历过外敌入侵的移民国家而言前所未有。日本电台还不停放话，声称登陆澳大利亚只是时间问题。

澳洲政府一度拟定所谓“布里斯班防线”预案，准备在最坏情况下放弃北部大片国土，把主力收缩到布里斯班与墨尔本之间的核心地带。

恐慌情绪在民间蔓延，前线的巡逻兵神经紧绷到把海面上一群澳洲鹤当成偷渡的日军水兵开火，这样的乌龙在1943年初的报告里都有记录。

山打根行军写下血色档案

如果说达尔文轰炸让澳大利亚人第一次意识到日本的威胁，那么发生在北婆罗洲的一场死亡行军，则把仇恨钉进了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

新加坡陷落后，约1500名澳军战俘被押送到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战俘营，负责修建军用机场。

起初尚能维持基本口粮，随着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情况急转直下。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公开的档案，从1942年到1945年，山打根战俘营的伙食一再削减，殴打、酷刑成了日常。

1945年初，盟军逼近婆罗洲，日军决定把战俘从山打根强行迁往内陆山区的兰瑙，路程约260公里，全程都是雨林山径。整个死亡行军分三批进行，落在后面的、走不动的直接被枪杀或用刺刀解决。

据维基百科援引的档案数据，共有2434名盟军战俘死于这场行军和随后的虐杀，其中绝大多数是澳大利亚人。

到1945年7月底，兰瑙只剩下38名奄奄一息的战俘，日军接到命令将他们全部处决，最后一批杀害发生在8月，甚至可能拖到日本正式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

最终从山打根和兰瑙活下来的，只有6名成功逃入丛林、被当地土著居民收留的澳军士兵：欧文·坎贝尔、理查德·布莱斯韦特、纳尔逊·肖特、威廉·斯蒂克佩维奇、基思·博特里尔和威廉·莫克斯汉姆。

除了山打根，泰缅铁路的修建同样吞噬了大量澳军战俘的性命。

约6000名澳大利亚战俘被驱使去铺设那条“死亡铁路”，其中约2800人再也没能回来。日军还把被俘的澳大利亚护士强征做“慰安妇”，1942年“万丽岛惨案”中，一批澳军护士被日军押到海边集体射杀，仅有一人装死幸存。

这些个案后来都成为战后战犯法庭上的铁证。也正是因为这些血债，澳大利亚官兵在新几内亚战场上打起日军来格外凶狠。

美军回忆录里记载过澳军战友的一句话：老兄，你家人不在达尔文，我家在。战场上出现过澳军直接拒绝接受日军小股部队投降、把对方全数消灭的情况，甚至连并肩作战的美军都出面劝过几次。

战后大清算日本哑口无言

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签字。表面上看，二战就此落幕。

但对被围困在新几内亚、布干维尔一带的日军残部来说，噩梦并没有结束。按照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公布的资料，在新不列颠岛、布干维尔岛和新几内亚一带，被澳军围困的日军部队人数一度接近二十万。

澳军采取的是围而不救、断粮断药的策略，日军残部在雨林里挨饿、患疟疾、死于坏血病。到日本正式投降时，这批被围日军中能站起来接受缴械的只剩下不到两万人。

相当多的战俘不是被打死的，是被活活困死、饿死、病死的。战犯审判环节，澳大利亚同样毫不手软。

1945年12月至1951年，澳大利亚在拉包尔、莫罗泰、香港、新加坡、达尔文、拉布安、马努斯岛以及东京湾等地一共设立过八处军事法庭，审理日军战犯案件近三百起，被告涉及日籍军人、军属以及部分被日军征召的台湾籍看守。

据澳大利亚国防部档案，共有约924名日方人员出庭受审，其中约644人被判有罪，148人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这一处决人数在盟国中仅次于中国和荷兰，人均起诉密度甚至更高。

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专门针对山打根惨案的军事法庭在拉包尔开审，包括战俘营主管星岛敬亮、后任监督高桑俊夫在内的多名指挥官被判处绞刑并执行。

1946年4月6日，星岛敬亮在拉包尔上了绞架，这一天在澳大利亚官方军事史里被反复提及。澳大利亚政府对日本的清算不止于人。

1945年到1946年间，澳方还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交过一份工业赔偿方案，主张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工厂设备直接拆运到澳大利亚作为战争赔偿。这个方案后来因为美国在冷战格局下调整对日政策、扶植日本工业而作罢。

澳大利亚外交部当年的档案里，工党政府总理奇夫利对这一变化的抱怨措辞相当强硬。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是当年少数几个坚持要求追究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盟国之一。

首席检察官艾伦·曼斯菲尔德爵士在东京审判筹备阶段就明确提出，天皇裕仁应当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这一动议后来因麦克阿瑟的坚决反对未能落地，但澳方的立场留在了会议记录里。

进入战后几十年，围绕山打根、泰缅铁路、达尔文等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在澳大利亚从未中断。每年8月15日的战胜日、11月11日的国殇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和各地纪念碑前都有幸存者家属参加的悼念仪式。

2025年8月，澳大利亚在堪培拉举办了二战胜利八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山打根死亡行军的纪念专场再次成为焦点。

从达尔文的第一颗炸弹落下，到山打根战俘营的最后一声枪响，再到拉包尔法庭上的绞索，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怨恨并非一时冲动。

这种历史记忆延续至今，也解释了为何在很多涉及日本二战反省的国际话题上，澳大利亚舆论的态度总是格外强硬。历史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翻篇，真正的翻篇要靠加害方直面自身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