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于北京，万历帝给予了他极高的哀荣，赠上柱国，谥“文忠”，谁料仅仅两年之后便风向骤变。万历十二年张居正被抄家，长子张敬修被逼自缢，全家饿死十余口，就连早已入土的张居正都差点被开棺戮尸。为何这样一位利国利民的改革家会落得如此下场呢？万历帝对他的恨又从何而来？

要理解万历帝的恨，先要看看张居正做了什么。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万历帝朱翊钧即位。张居正以顾命大臣、内阁首辅的身份总揽朝政。此后十年，他推行了一系列震动朝野的改革。

经济上，他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银征收，极大地简化了税制，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充实了国库。改革前，太仓银库常常入不敷出。改革后，国库积银达七百余万两，存粮可支十年。

吏治上，他推行“考成法”，以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为核心，将各级官员的政绩量化考核。拖延推诿者罢黜，雷厉风行者升迁。一时间，官场积弊一扫而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军事上，他起用戚继光镇守蓟门，李成梁镇守辽东，北疆安定，边境晏然。

水利上，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多年水患得以平息。

从任何角度看，张居正都是一位极具魄力和能力的改革家。他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明朝财政，整饬了腐败的官僚体系，稳固了北方边防。

然而在万历帝的视角里，张居正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万历的年少时光始终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之下。张居正既是辅佐朝政的摄政者，也是严苛教导他的帝师。他为万历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督促他日日研读经史、练习书法、修习礼仪，只要万历帝稍有松懈，便会遭到严厉的训斥。万历帝有一次在宫中醉酒，责罚了两名小太监，这本是少年随性的小事，却被张居正直接定性为帝王失德。他强硬逼迫万历帝颁布罪己诏，向天下公开认错。身为九五之尊，却要被迫向举国臣民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份难堪与屈辱深深刻在了万历帝的心里。

不止日常言行与学业起居，就连自己的终身大事，万历帝都没有决断的权利。从敲定皇后人选、婚礼规制排布，到各项开支用度，全由张居正全权操办，万历只能被动接受。除此之外，生母李太后对万历帝也管束极严，每当他犯错懈怠，太后总会以“告知张先生”作为威慑。久而久之，张居正彻底成了万历帝心中难以挣脱的束缚与枷锁。

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教导万历帝要节俭、要克制、要勤政，但万历帝渐渐发现张居正自己的生活远非如此。张居正出行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轿内有卧室、有客厅、有书房，还要两个小厮在内伺候。他回乡葬父也是浩浩荡荡，规格堪比帝王出巡。地方官员跪迎跪送，沿途州县倾力供应。他教万历帝节用爱民，但自己却收受大量馈赠，家产丰厚。后来抄家时，从他家中搜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这对于一个俸禄有限的文官来说，已然超过正常所得。

巨大的反差，给年少的万历帝带来了毁灭性的幻灭感。他自幼一直把张居正当作最敬重的老师、最信赖的长者，恪守着对方教导的所有规矩。可随着年岁渐长，他亲眼看清了张居正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真面目，彻底识破了这份光鲜外表下的虚伪。长年被管束、被说教的压抑便瞬间化作强烈的被欺骗、被愚弄的愤怒。

如果仅仅如此，万历帝或许还能容忍。真正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张居正的权力已经威胁到了皇权。张居正掌权期间，以考成法为武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官僚体系。六部、都察院、地方督抚，几乎所有人都要看张居正的脸色行事。弹劾张居正的人无不遭到残酷打击。张居正的权势已经到了非社稷之福的地步。

万历帝逐渐明白，只要张居正在一天，他就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更让万历帝愤怒的是，张居正死后，那些曾经匍匐在他脚下的官员纷纷跳出来揭发他的罪行。有人说他钳制言官、蔽塞圣聪，有人说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有人说他僭越无度、心怀不轨。桩桩件件，彻底坐实了万历帝多年的猜忌与憋屈。这一刻，积压十余年的屈辱、欺骗与被架空的愤懑彻底爆发，他下令追夺张居正所有的官秩和谥号，抄没家产，将张家满门囚禁。

然而万历帝的报复虽然解了心头之恨，却断送了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生前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被逐一废除。考成法松弛，吏治再度腐败。一条鞭法虽未完全废止，但执行力度大减。北边防务松懈，后金的威胁悄然滋长。明朝好不容易迎来的中兴局面戛然而止，灭亡已然进入倒计时。

张居正的悲剧实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困局。权臣改革，离不开权臣的权力。而权臣的权力，最终必然遭到皇权的清算。他利国利民，但他所倚仗的那套架空皇帝、独揽大权的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死罪。万历帝恨张居正，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太正确了。他的正确，反衬出皇帝的平庸。万历帝终其一生都在用恨来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的主人。这恨，毁掉了张居正的身后名，也毁掉了大明最后的希望。

崇祯末年，当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北京，当满洲的铁骑叩击山海关，有人想起了张居正。礼部侍郎钱谦益上疏说，若使居正在，天下事尚可为也。但一切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