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六月，大同仓门口贴出一张榜。

榜上说得明白：往大同仓交米一石，或者往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官府发一张淮盐的引目，凭引到盐场支盐二百斤。

高长顺那年二十四，在太原城里跑脚货。他不识几个字，榜是别人念给他听的。念完他蹲在墙根算了半晌：一石米，二百斤盐。

盐这东西，不比别的货。人不吃不行，也不敢多吃，一年一户能用掉多少，斤两是死的。价钱倒是活的，从盐场提出来是一个价，运到内地卖是另一个价。这中间的差，就是这行的饭。

高长顺回家把家里的骡子卖了两头，凑出本钱，第一趟贩了三十石米送到大同。

引目拿到手，他愣了一下。那是一张裁开的纸，官府那半留在册上，商人这半拿走，两半的印能对上，才算数。纸上写着盐场、斤数、行盐的地界。规矩写得死：卖完盐，五日之内得把旧引缴回去，缴不回要挨板子；引和盐不许分家，人在盐在引在；仿造引目的，一个字——斩。

他把那半张纸叠成小方块，缝进腰带的夹层里。从太原到淮南，走了三十七天。

第一趟下来，刨掉脚力、店钱、沿途打点，落下的钱不算多，但账是通的。

通了就能干。

高长顺干了几年就琢磨过味来：麻烦不在盐，在米。米要从内地往边上运，路远、损耗大，一石米走到大同，路上得吃掉半石。他算过一笔：与其千里运粮，不如就地种粮。

边上有的是地。人少，地多，没人种。

他凑了几家同乡的本钱，在大同外的荒地上圈了一片，招流民来垦，管饭管籽种，收了粮直接交进仓换引。头一年打的粮不够本，第二年就够了，第三年有余。人聚起来了，就筑起土台土堡，几家挨着住，自己护自己。

这法子不是他发明的。那些年往边上跑的商人，多半都这么干。史书后来给这事起了个名，叫商屯。

商屯一起来，边上的粮价就压住了。当地记过一句实在话：各边开中的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的米豆没有卖到很贵的时候。

高长顺自己不种地，他管账。屯上有多少亩、下了多少种、收了多少石、换回多少引，一笔一笔记在册子上。册子分两本：一本记粮，一本记盐。他常说，这两本账得对得上，对不上就是有人偷了粮或者偷了盐。

日子最顺的那几年，他一年能过手两千多引。

麻烦是后来才出的。

盐场那边的盐，产量是定死的。可官府这头，发引发得越来越松——边上缺什么就召商中什么，缺马纳马、缺草纳草、缺铁纳铁，引子一张张开出去。开出去容易，盐场里的盐拿不出来。

商人拿着引到了盐场，支不着盐，只能等。

这叫守支。

高长顺头一回守支，在扬州住了两年零四个月。客栈里住着一屋子跟他一样的人，都是攥着引目等盐的。有人等了七八年，有人等到自己不行了，把引目留给儿子接着等。引目不会烂，人会老。

他那两年在扬州学会了打算盘。以前算账靠心记，守支的日子太长，闲得慌，就买了副算盘练。

弘治五年，规矩改了。

新法子干脆：不用再千里迢迢往边上送粮，直接到盐运司交银子，就能换引。银子解到太仓，再由户部分拨到各边，让边镇自己买粮。

消息传到太原，商人们先是不信，后来是欢喜。这法子省事太多——不用雇脚夫，不用担风险，不用在路上耗几个月，银子往柜上一放，引就到手了。当年太仓收上来的盐款将近百万两。

高长顺的儿子第一个坐不住，跑回家劝他：爹，别在边上折腾了，那片屯子卖了吧，往后拿银子买引，一年能多跑三趟。

高长顺没答话。他去了一趟大同。

到的时候是秋后。屯堡还在，土墙塌了一角，院里的碾子扣着，没人推。留守的老佃户蹲在门口，说人都散了——种地的图的是拿粮换引，如今引不认粮只认银子，谁还在这苦寒地方刨土。

高长顺在屯上待了三天，把最后一本粮账合上。

回来的路上，他在客栈听人议价。从前边地的米，一两银子能买两石，这一两年一路往上走，好些地方一石米要五两银子。原因不复杂：地里不长粮了，粮得从内地运，运费加在米价里，一层一层往上垒。

他坐在灯下把两笔账并排算了一遍。

朝廷这头，账是好看的：省了转运，添了现银，一年多进百万两。商人这头，账也是好看的：省了脚力，缩了周期，钱转得快。两头都赚了，那亏在哪儿？

亏在边上那片地不再长粮。

高长顺后来跟儿子说过一句：银子是活的，粮是死的。活的东西你想让它去哪儿，它就去哪儿；死的东西挪一寸都费劲。当年那条规矩笨，笨在逼着商人把米扛到边上；可米扛过去了，就变成了地里的苗。如今这条规矩巧，巧在谁都不用动腿；可谁都不动腿，边上的地就自己荒了。

儿子听不进去，照样拿银子买引，生意做得比他大。

高长顺六十那年把算盘交了出去，屯子上的两本旧账留着没扔。他跟人说，这两本账对得上，粮是粮，盐是盐；后来的账好看是好看，可粮在哪儿，那本上看不出来。

账房先生记账，讲究一条：省下的钱要看清楚是从哪儿省的。省在自家力气上，那是本事；省在别处的地里，那笔钱早晚要拿别的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