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头的枪声一响，清王朝的命数便走到尽头了。说它是苟延残喘也好，说它气数已尽也罢，反正那场起义像一把火，烧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可火起的时候，点灯的人却不在家里。孙中山当时远在美国。他听到消息后，没有立刻买船票回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回去？他在忙什么？他这一步到底走对了吗？ 1911年10月11日，孙中山和黄芸苏一行人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华侨中间演讲、募款，嗓子都快冒烟了。夜里回到住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倒头就睡。第二天中午，一份电报送到他手上。电文很简单：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先是愣住，接着激动得眼眶发热。按常理，他该立刻收拾行李回国。可他给黄兴回电时却说：不，我先不回去，我要留在欧美搞外交，争取列强的借款和支持。 这话听起来不合常理，但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一直觉得，光靠革命党人在国内拼杀不够，还得看列强的脸色。列强不点头，新政府就算建立起来，也站不稳脚。这个道理不是全错，可他把外交当成了成败的命门，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他当时说过一句很文雅的话：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樽俎就是酒席。他的意思是，真正的胜负，要看他能不能跟列强坐到同一张桌子上谈出个结果。

于是他真的走了一趟。先到芝加哥，和当地华侨一起庆贺胜利，那是热闹的、兴奋的，可激动劲儿还没过去，他就匆匆赶到华盛顿，想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信递进去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他在华盛顿等了好几天，连一封客套的拒信都没等来。美国人不愿意搭理他。日本人呢？他也试着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结果同样石沉大海。 风尘仆仆到了伦敦，孙中山又托朋友的关系，给英国外相格雷写信。他希望英国和美国能支持革命党人，借一百万英镑。作为回报，他答应将来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格雷没有当面泼冷水，但也没有掏钱，只说了句：英国政府保持中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打你的仗，我不过问，但借钱免谈。好在对方还算客气，允许他在英国殖民地和香港短暂停留。 相比之下，法国人的态度算是热络了。他见了议员，对方一口答应，会尽力支持。可等他真正开口谈借款，金融家们的笑容就僵住了。人家说得明白：等你们建立一个被全中国接受、又被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四国银行团不反对给钱。换句话说，空头支票可以开，真金白银得等。

孙中山在法国没有拿到任何实质成果，原本打算去德国，干脆也取消了。11月24日，他从马赛登船，踏上回国的路。12月21日，他到了广州，当晚又和胡汉民等人乘船赶赴上海。从起义爆发到他踏进国门，前前后后七十多天。欧美这一趟外交，除了几句客气话，什么都没有带回来。 可这七十天，国内的变化比什么都快。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月，十四省宣布独立，清廷土崩瓦解。可独立之后呢？外有袁世凯的北洋军虎视眈眈，内部革命党人又开始各自打小算盘。没有核心人物压阵，各种势力互相拉扯，旧官僚和立宪派趁虚而入，革命果实一点一点被偷走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报告里写得很直白：由于缺乏核心人物，就使人们怀疑革命党人作为一个集体的意志究竟何在。这句话看得人心里发凉。 孙中山如果早一点回来，就算不能立刻扭转所有局面，至少革命党人身边有个主心骨，临时政府也能早点成立。可他没有。于私，他错过了武昌起义早期的指挥，等他回来时，已经有人悄悄议论：仗是别人打的，他倒好，事成了才回来摘桃子。这种话伤人心，也伤声望。

所以我说，这一步棋，他走得不好。但我们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又怎好意思对前人指指点点？孙中山流亡半生，见惯了列强的冷眼，总想用外交的办法让新生的革命少走弯路。这种想法有它的天真，也有它的悲凉。他只是把希望寄托错了地方。历史最后告诉他的答案是：有些路，终究要靠自己人一步步走出来，指望别人递钥匙，门是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