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0日上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主办的“世界变局中的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视野、田野实践与知识生产”学术工作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2号楼831会议室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余名学者与会。

会议首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邵建致辞。邵建指出，区域国别学研究方兴未艾，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的交叉融合和在地化的田野实践是深化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有效路径，也是区别于传统世界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积极探索。他结合自身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经历，认为扎根所在国展开在地研究和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全球国家实情，尤其是了解更加真实的社情民意、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对于我国更高质量参与国际地缘政治，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促进中外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均有积极意义。

随后会议正式开始，分为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为“世界变局中的国家战略、区域秩序与国际关系”，由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曹廷的报告题为“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拉美国家对华外交自主性的差异化及内在逻辑”。她指出，在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不同拉美国家对华外交的自主性呈现出一定差异，自主性并非由单一关系维度决定，而是国际体系关系（中美、中拉和美拉关系）与国内政治关系（精英联盟与权力竞争）发生传导作用的结果。地缘安全压力、对外经贸依赖度以及国内精英结构共同塑造了拉美国家的外交自主性空间。拉美国家对华外交自主性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三重关系的动态博弈：中美在拉美的竞争烈度、美拉经济和中拉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程度，以及拉美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方向。在此之外，还须关注其他国内微观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拉美民众对于摆脱霸权控制的渴望。这种民意并非短期政治波动所能轻易消解，未来可能进一步累积并转化为约束执政者继续对外妥协的重要内生力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范文豪的报告题为“从自由贸易到经济安全：NAFTA以来美墨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及USMCA变局”。他指出，美墨是邻国间大规模深度供应链整合的典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连续执政71年，多届政府的连续性为墨西哥带来了数十年年均4%的经济增长，史称“墨西哥奇迹”。然而，依赖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扩张的工业化模式具有内在局限性，加上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和墨西哥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激化，“墨西哥奇迹”宣告终结。1982年上台的墨西哥领导人德拉马德里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启了墨西哥市场导向的新时代，墨西哥在着力解决国内通胀和财政赤字的同时，重新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倡导“美洲自由贸易区”，这与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拍即合，美加墨三国于1992年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发展为2020年的“美加墨协定”（USMCA），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拒绝以现有条件续签USMCA，而是利用年度联合审查机制持续施压加拿大和墨西哥，以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晨的报告题为“中等强国视角下的土耳其与欧亚大变局”，主要探讨在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土耳其如何发挥中等强国的战略优势，通过平衡外交和区域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分析了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东、高加索、中亚等热点问题中的政策选择及其对欧亚地区秩序演变的影响。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杜东辉的报告题为“多重嵌入与秩序想象：土耳其视角下的区域概念反思”。他指出，土耳其地处东方与西方、海权与陆权交汇的十字路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告别东方、伊斯兰和帝国传统，主动选择并融入“当代文明”，即以欧洲为典范的世俗、理性、民族国家式的现代秩序。近年土耳其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区域秩序观体现为在后奥斯曼空间、伊斯兰世界与突厥世界中追求土耳其的中心地位与战略自主，并根据中东现状提出了“新奥斯曼主义”。正发党政府认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对后奥斯曼空间拥有特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应被外部势力随意干预。同时，土耳其还奉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将自身视为“被压迫穆斯林的代言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量之一”，并重视土耳其与突厥语国家的“同根同源”“兄弟国家”关系，尤其与阿塞拜疆形成“一族两国”的特殊关系。通过将自身定位为后奥斯曼空间、伊斯兰世界与突厥世界的“核心国家”，土耳其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在多极化世界中重新确立其角色。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为“田野实践、知识生产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创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长刚主持。

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的报告题为“政治极化与2026年巴西大选——兼谈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她的研究旨在通过田野调查，解释为什么巴西的政治极化能够持续多年，并从选举政治扩展到宗教、家庭、街头、社交媒体乃至狂欢节，以及这些变化又将怎样影响2026年大选。周燕指出，在巴西的选举政治中，左翼和右翼都进行着身份与情感动员，但组织基础并不相同：右翼更依靠福音派教会、社交媒体、农业组织、军警文化及反体制网络；左翼更依赖工会遗产、社会政策受益群体、文化艺术界、社会运动和卢拉个人经历。巴西政治极化不是少数政治家的制造物，而是深植于阶层处境、宗教伦理、家庭关系和社会网络。只有通过田野调查，进入教堂、社区、集会和狂欢节现场，才能理解政治如何从宏观制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崧的报告题为“企业出海作为田野：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第二现场’”。他指出，中国企业出海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系统性的区域国别知识供给。在企业方面，出海决策链条中没有区域国别知识的位置，而学术界的论文与专著也进入不了企业的决策场景。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建立了大学生产慢知识、中介负责转化、少数环节直接对接企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向学者提供田野调查机会，学者则将研究结论交付企业研判。在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培养人才和涵育未经学科包装的原生性“真问题”是关键。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晓啸的报告题为“他山之石：拉丁美洲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发展及启示”。他指出，作为新兴学科，中国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须充分借鉴他国的学科建设经验。二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重视高等教育，而拉美研究也在古巴革命后成为一时显学。此外，前期资源建设和人才储备、乐卓博大学的差异化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得澳大利亚的拉美研究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谢晓啸认为，中澳两国国情和学术生态迥异，澳大利亚拉美研究“成功”的历史偶然性不可轻易复制，应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学术规律和中国国情，走出中国自身的学科发展道路。

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夏婷婷的报告题为“中医在拉丁美洲的本土化实践：以巴西中医学校为例”。她指出，中医在拉美地区的发展，已从最初边缘的补充与替代医疗形式，逐步融入当地主流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构建多元包容的区域医疗服务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医从国际化传播到本土化扎根的实践，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输出，更是构建全球南方医疗卫生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实践，为推动更加公平、多元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坚实的南方智慧。中医的整体观、“治未病”的健康理念与系统思维，与拉美本土印第安医学的自然哲学、生命认知高度契合。这种深层的文化与哲学共鸣，为南南之间的知识互鉴、协同创新搭建了天然的桥梁，也为传统医学的现代发展注入了跨文化的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昆的报告题为“关于历史学视野如何融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应融入历史维度，不仅须摸清“脚下路”，还须看清“来时路”，为此应注意“变革”与“延续”两种面相的并存与互动。陆昆结合20世纪国际秩序的演变，分析了一战、二战、冷战对国际秩序塑造的区别与联系，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迪的报告题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中心”。她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和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是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得到一定关注，但仍有可以拓展的空间。中国的拉美研究应围绕拉美本土理论、殖民遗产、拉美现代化、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郭长刚研究员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指出，区域国别学科须结合外国语、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多种学科，通过深入展开田野调查拓展研究广度、提升研究质量。此次会议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径、实践经验等展开了有益的交流和研讨，不仅有助于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亦促进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