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军队能否稳固强大，归根到底离不开可靠的民众基础。一个地区如果人口稀少，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很难长期维持有效统治。清朝曾经击败准噶尔汗国，平定和卓政权，将新疆正式纳入版图，但无论是清朝后期还是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始终不算强大。 当时，浩罕国总兵力不过四万人，却能够多次入侵新疆；沙俄更是长期觊觎这片土地。究其根源，并不仅仅是军事装备或者将领能力的问题，而在于新疆当地中国政权能够依靠的民众数量太少，人口基础不足，使得边疆防御始终面临巨大压力。 乾隆时期，清朝将新疆纳入版图后，甚至一度面临来自阿富汗帝国的挑战。面对这一情况，乾隆并没有采取过度激烈的行动，而是选择保持观望。这种反应其实也有现实原因，因为当时清军在新疆的驻军数量有限。

乾隆时期，清朝绿营在新疆的兵力大约为一万一千人，最多时也曾达到一万六千人左右。除此之外，清廷还调派索伦等新满洲兵力前往新疆驻守。当时新疆设置了七十多座卡伦，也就是边防哨所，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按照不同规模驻扎，每个卡伦通常有十几人到三十人左右负责守卫。 这些驻军加起来，最多时大约六千人，而平时能够保持的常驻兵力也只有两千人左右。面对辽阔的新疆土地，这样的兵力实际上十分有限。 到了1944年，新疆进行人口统计时，锡伯族人口仅有一万零六百二十四人，达斡尔族更是只有两千五百零八人。由此可见，即便在后来人口有所增长的情况下，新疆本地能够为清政府提供军事和社会支持的人口依然十分有限。

整个新疆地区，清朝能够调动的兵力最高也不过两万人左右。 而与此同时，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却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多时可以动员二十万军队。这个时期的阿富汗帝国并非一个弱小国家，它曾经在乾隆时期重创莫卧儿帝国，还多次与当时南亚强大的马拉塔联盟交锋并取得胜利。 因此，乾隆时期的清朝还能凭借国力和军事实力与阿富汗帝国抗衡。但到了嘉庆、道光时期，随着国力衰退，清朝在新疆面对浩罕国的挑战时，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浩罕国长期支持和卓后裔在新疆制造动乱，并多次派遣上万人的军队参与其中。嘉庆、道光年间，清军在新疆的总兵力通常不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且其中有一半左右集中在北疆地区。 例如，乌鲁木齐驻军约有四千五百多人，镇西府也有两千多人。这样一来，南疆地区的清军力量就更加薄弱。 一旦和卓后裔与浩罕国联合起来，很容易在新疆组织起三四万人的队伍，在局部地区形成兵力优势，对南疆清军造成巨大压力。

不过，清朝当时之所以还能维持新疆局势，一个重要原因是浩罕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即便是在鸦片战争时期表现不佳的奕山，也曾率领四千七百多名清军击败三万多人的浩罕国军队。 清朝虽然能够击败浩罕国的进攻，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这个外部威胁。后来，浩罕国还利用与道光皇帝签订的条约，将六千多名本国商人进入新疆。 除了浩罕国商人之外，清朝末年的新疆还有大约十二万来自中亚地区的各类人员进入。这些人口的增加，对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造成了新的压力。

要知道，直到1850年左右，新疆各族人口总数也只有七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人。这意味着，这些外来的中亚人口已经占据新疆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大约达到六分之一左右。 相比之下，清政府能够依靠的人口资源十分有限。 清朝在新疆的绿营士兵及其家属数量不超过十万人，汉人民户最多约十五万人，遣犯及其家属约五万人，再加上一些商户，清政府能够掌握的汉人人口大约只有三十万人左右。

而新疆当地的满洲八旗、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即使人数较多的时候，也只能提供两万左右的兵力储备。 换句话说，整个新疆地区，清政府真正能够信任并依靠的人力资源，也只有三十多万人。 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人口不断进入新疆，他们的人数已经达到当地汉人人口的四成左右。这些人又受到浩罕国商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逐渐成为新疆局势中的重要变量。

在历次和卓叛乱过程中，他们曾为浩罕国势力提供向导和支持。 后来阿古柏入侵新疆时，同样获得了这些中亚人士的帮助。阿古柏最初只是带着几十人的流亡军队进入新疆，但在各种力量支持下，很快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军队、控制新疆大片地区的重要势力。 阿古柏政权覆灭、浩罕国灭亡之后，这些中亚人士又纷纷改变身份，接受沙俄方面的影响，甚至参与协助沙俄侵略新疆。

因此，清末新疆局势动荡，并不仅仅是外部列强觊觎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口结构失衡。当地中国人口基础薄弱，而周边外来人口不断增加，使得边疆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民国建立以后，新疆的人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48年，新疆汉族人口仍然只有二十九万人，其中青壮年男子更是只有四万多人。 主体民族人口不足，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再加上周边势力长期觊觎，使得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新疆始终处在动荡与危机之中。边疆稳定不仅需要军队，更需要深厚的人口基础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