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与清朝之间的领土争端，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历史，从未真正得到彻底解决。尽管在1689年和1728年，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明确划定了东部与中部的边界，但沙俄对领土的贪欲却从未消退。尤其是自1840年以后，随着清朝国力逐渐衰退，沙俄看准时机，大肆扩张。一方面，他们吞并了东部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土地；另一方面，西部的外西北地区也被他们纳入囊中，约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然而，即便如此，沙俄仍不满足，东北、蒙古与新疆成为他们下一轮掠夺的目标。幸运的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遭遇惨败，这才暂时遏制了他们的扩张野心。但自1907年起，沙俄又与日本秘密结盟，密谋瓜分东北、蒙古等地区。1911年，趁着清朝摇摇欲坠，沙俄更是企图彻底掌控满洲里，并觊觎呼伦湖的控制权。

自1896年起，沙俄便在东北地区修建中东铁路，这条铁路从赤塔延伸至海参崴，途经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等地。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提出，通过建设这条铁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控制，计划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吞并。他深知，外东北人烟稀少，易于占领，而东北本地已有千余万人口，直接侵占难度极大，因此必须采取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让东北逐渐依赖沙俄的经济和物资。1900年，八国联军突然侵入中国东北，沙俄看准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果断派出十七万大军，仅用三个月时间便占领了东北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他们的扩张计划赢得了重要的战略先机。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虽然沙俄被迫撤军，但对东北的野心丝毫未减。他们与日本暗中划定各自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并在东北北部持续保持影响力，部分军队以铁路卫队的形式驻扎当地，同时大规模建设工厂、学校、教堂、银行等设施，继续执行维特的长期计划。到了1910年4月，沙俄认为时机已成熟，打算通过强占满洲里和控制呼伦湖，进一步扩大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他们意图借助中东铁路，将整个东北北部纳入掌控之中。虽然清朝已近崩溃，但只要清廷尚未正式解体，地方官员便绝不会轻易割让国土。即便清朝瓦解，作为炎黄子孙，捍卫国家领土仍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谈判桌上，沙俄态度咄咄逼人。由于《恰克图条约》签订已有近两百年，许多边界标志早已破损，沙俄便以此为借口，在满洲里不断制造边境争端。他们大量向当地迁入俄国人，让这些人打猎、开矿、放牧，试图营造出满洲里属于俄国的假象。随后，沙俄提出重新划定边界，似乎在为其侵占提供法律依据。1910年4月，伊尔库茨克总督府副参领儒达诺夫与清朝呼伦贝尔兵备道宋小濂共同勘定满洲里边界。宋小濂依据《恰克图条约》和《阿巴哈伊图界约》，主张以额尔古纳河西岸至海拉尔河口的阿巴哈依图岭凸出处作为第六十三号界碑的起点。但儒达诺夫并不承认这一点，坚决要求重新勘定界碑，并声称呼伦湖为额尔古纳河源头，因此整个满洲里都应划入俄国境内。实际上，早在1860年，沙俄夺取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时，他们曾以兴凯湖为乌苏里江源头，强行将兴凯湖三分之二的土地纳入版图。

尝到甜头的沙俄，显然打算重蹈覆辙。若照儒达诺夫的方案，满洲里以及至少半数呼伦湖及周边地区都将落入沙俄掌控。对此，宋小濂坚定回击，指出额尔古纳河与达兰鄂罗木河流向不同，不应混为一谈。加之俄国哨所长期设在额尔古纳河以北，该边界一直为双方承认。面对宋小濂的理直言辞，儒达诺夫虽哑口无言，却愤怒地威胁，要求按俄国意愿划界，否则后果自负。这是沙俄惯用的谈判手段：说服无果便动用威逼。沙俄凭借强大国力，根本无视既定条约。甚至在边境鸣炮，以恐吓宋小濂。然而，宋小濂毫不退缩，反而发出严正抗议。最终，沙俄意识到武力威慑难以奏效，结合日俄战争的教训，只得暂时放手。

谈判从1910年5月持续到1911年6月，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尽管清朝国力已衰，宋小濂依旧寸土必争，坚守立场，使沙俄颇感头疼。往昔威逼利诱在他面前几乎失效。直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沙俄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清朝崩溃在即，是他们趁火打劫的绝佳机会。同年10月，沙俄态度愈发强硬，不再与宋小濂争论，而是直接向京城施压，要求清廷在满洲里问题上作出让步。清廷已无力对抗，只能让外务部向宋小濂询问是否可妥协。宋小濂虽心有不甘，但权衡利弊后提出折中方案：尽力保住满洲里及呼伦湖周边领土，放弃部分额尔古纳河上的沙洲岛屿。1911年12月20日，双方签署《满洲里界约》，额尔古纳河中的280个沙洲岛屿中，沙俄获得160个，清朝保留120个。此外，孟克西里洲、阿巴该图洲、巴图尔和硕洲等地也被割让给沙俄，清朝因此损失了1400余平方公里领土。这成为清朝与列强签订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直至2004年，中国才收回其中的270多平方公里。

宋小濂与奕山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朝即将崩溃之际，宋小濂依然坚持捍卫尽可能多的土地，而奕山等人却因恐惧轻易割让。许多人认为，清朝失去大片领土是因为国弱外交受限，但外交官的态度同样至关重要。奕山在未交战的情况下因几声炮响便退让，而宋小濂在国家濒临崩溃时，依旧据理力争，守住呼伦贝尔大部分土地。虽有损失，但在当时环境下，这已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