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家新闻社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篇名为《王朝三百年，忽然就有了马？殷墟之谜不只甲骨文》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指出，商朝殷墟时期曾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引用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以色列学者的观点。这位学者认为，这一变化可以类比于后世金人北上掳掠北宋皇族的事件，认为殷墟的形成是一次外来武力征服所导致的文化变异。他断言，殷墟时期的王族与早商王族并非同源，前者系北方驯马族群的后代，这个族群虽然粗犷野蛮，却充满活力，他们吸收早商文明的精华，改进并普及了甲骨文，还建造了宏伟的都城。简而言之，这一学说认为，从盘庚迁殷开始的殷墟政权，是北方驯马部族征服商朝后建立的，而盘庚、武丁、纣王等人皆出自这一部族。然而，这样的结论究竟有多少实证依据？背后又隐藏了哪些尚未解开的问题？

对于这一假设，学术界可以明确指出，它缺乏坚实的依据。首先，中国古籍对商朝的世系和历史事件都有详尽记载，却从未提及外族篡夺王位的情形。同时，甲骨文的内容也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如果殷墟真是外来征服政权，为何在历代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特别是周灭商的史实，如果当时存在敌对征服，周人又怎可能不强调自己取而代之的正当性？其次，从考古资料来看，商朝前期遗址与殷墟遗址在文化风格上几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崇尚鸟类文化，并继续以钺象征王权。如果殷墟确系北方外来部族建立，他们又为何延续这一崇鸟文化，而不彰显自身信仰特色？这种文化延续的现象，与所谓北方征服的假设显得极不协调。

此外，商朝墓葬中的腰坑殉狗习俗在各地遗址均有发现，从早期商朝一直延续至晚期。例如，武汉黄陂盘龙城的商前期遗址就有清晰的考古证据。如果殷墟真是北方外来部族所建，理应采用其自身部族的葬俗，而非完全继承当地的殉狗习惯。这些现象表明，殷墟政权的形成与早商文明高度连续，所谓北方征服的论断无实据可言，这不仅是大胆的假设，更几近无稽之谈。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者提出殷墟是外来征服政权的观点呢？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西方学术界长期缺乏可靠的古代史书，只能依赖考古资料，这种依赖有时会导致他们质疑中国传统史书的可信度，认为考古实物才是最客观的证据。这种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即使史书记载明确指出早商与殷商文化的连续性，仍有人提出异议。

即便不完全相信史书，早商与殷墟文化风格上的高度一致性也说明，殷墟不可能是由外族征服建立。然而，一些学者仍然坚持提出这一大胆假说，其深层原因或许与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固有偏见有关。西方长期不认为中国能够独立创造辉煌文明，总要为其寻找外来来源。在许多西方世界通史中，中国被描绘为东亚偏居的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有限。如果按殷墟是北方游牧民族征服的假说推演，那么这些游牧民族甚至可能源自两河流域文明，从而使中华文明被视作两河文明的次生文明。这一思维模式，对部分学者解读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关于这一话题，还有三点值得强调。第一，殷墟是商族王权的延续，这一结论并非出于民族情绪，而是建立在史书与考古证据的基础之上。第二，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试图解构中国历史文化的行为一直延续至今，殷墟外来的假说只是这一思路的延续。第三，国内部分学者接受这一观点，未必出于否定中华文明，而是因长期受到西方学术标准和逻辑的影响，习惯用西方思维框架来解读中国历史和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