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5年的那个夏天,一顶破旧的轿子正在官道上缓缓挪动。
轿子里坐的,是曾经呼风唤雨二十一年、一手遮天整个南宋朝堂的权臣贾似道。此刻他身边没了幕僚,没了卫队,没了那几十个美貌小妾。有的只是一个恨他入骨的押送官,以及一路上随时可能砍下来的刀。
没有人知道这段路会走多远。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条路的终点,不是循州,而是死亡。
他死于漳州城外一座叫做木棉庵的尼姑庵里,死时六十二岁,死得不体面,却死得轰轰烈烈。他的死,不只是一个人的落幕,更是整个南宋最后体面的终结。
那么,贾似道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奸臣,还是被时代耽误的能臣?他的一生,究竟做了什么,又错在了哪里?
贾似道的出身,说白了就是靠女人。
他父亲贾涉是个正五品的大理司直,官职不算高,但能力相当强。当年处理归宋军队,贾涉出手老辣,帮助南宋收复了山东十几个州,是个真正干过事的官。可惜贾似道十岁那年,父亲就死了。一个十岁的孩子,靠着门荫混了个芝麻大的官,在仕途上本来是看不出什么前途的。
转机来自他姐姐。贾贵妃是宋理宗最宠爱的妃子,差点就坐上皇后的位子。有这么一个姐姐顶着,贾似道的仕途就像踩上了风火轮——一路往上飞。四十多岁,他已经当上了宰相,还兼着两淮宣抚大使这样的军事要职,手里握着整个南宋最核心的军政权力。
但他年轻时候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听。史书说他"游诸妓家",西湖边的画舫上,只要灯火彻夜不灭,人们不用问,都知道是贾似道又在玩了。有一回宋理宗夜里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随口问了句那是谁,随从不假思索就说肯定是贾似道。第二天一查,果然没错。宋理宗斥责了他,却没有处罚。
这就是那个年代权贵圈子里的逻辑——有靠山,犯了事也没人真敢动你。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纨绔子弟顶多就是个狐假虎威的废物,等他姐姐失宠,他也就完了。但1258年的鄂州,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判断。
那一年,蒙哥汗发动了对南宋最大规模的全面侵攻。计划是这样的:蒙哥率军攻四川,忽必烈率军攻荆山,两路会师后直取鄂州,再一鼓作气打下临安。只要鄂州一破,南宋就算彻底完了。
鄂州不是普通的城。当年岳飞在那里练兵,整个城池扼守长江要道,是南宋抗御北方入侵的命门之一。忽必烈的大军浩浩荡荡压到城下,在城外搭起高台,每天指挥攻城,蒙古骑兵一轮一轮往城墙上撞,守将张胜几次击退,但城里的兵越打越少,局势越来越难看。
朝廷紧急派贾似道率援军奔赴前线。这时候的贾似道,没有选择躲在后方指手画脚,他从汉阳直接杀进了鄂州城内。蒙军挖地道想从地下突破,他率军一次次把地道填死;他绕着城墙建起木栅栏夹城,形成第二道防线,愣是让蒙军的攻城方式全都失效。
忽必烈站在高台上,看着城内的动静,说了一句后来被写进史书的话——"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这个纨绔子弟,让蒙古帝国最能打的将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后来蒙哥战死钓鱼城下,忽必烈急着回去争汗位,撤军了。鄂州解围,贾似道被封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卫国公。一个纨绔子弟,真的靠着一场硬仗,打出了一代名臣的资本。
宋理宗亲口赞他:"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这不是客套话,是真实的认可。
鄂州之战后,贾似道真正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1264年宋理宗驾崩,没有儿子。继位的是他弟弟赵与芮的儿子赵禥,是为宋度宗。这位新皇帝,怎么说呢,智力明显不足,好色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治国的能力,自然对一手把他推上皇位的贾似道言听计从,直接拜其为太师,总揽军国大事,平时叫他"周公"。
贾似道掌权了,但他面对的南宋,已经是一个财政濒临崩溃、军队腐烂透顶的烂摊子。
南宋建国时就缺钱,几十年的战争把国库打光了。军费、官俸,样样捉襟见肘。没钱怎么打仗?谁还替你卖命?贾似道决定改革,而且是动真格的那种。
他推出了公田法——核心思想是强制收购官僚地主手中超过限额的土地,土地归公,再以官田收入补充国库。这一招直接砍向了最有权势的那群人:大官僚、大地主。每一亩地的收购,都是在割一刀肉。推行十二年,确实让朝廷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南宋续了命。
他还推出了打算法,对军队进行财务审查,专门对付那些克扣粮饷、虚报兵员、借军队名义经商的将领。这一刀又砍到了武将集团的命根子上。与此同时,关子铜钱法扭转了当时市面上铜钱贬值、物价飞涨的局面,打压了那些靠囤积居奇发财的有钱人。
三套改革组合拳下去,贾似道几乎把所有能得罪的人全得罪光了:大地主恨他,武将恨他,有钱人恨他,读书人骂他。
大将刘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降了蒙古。刘整武功赫赫,却因为贾似道的打算法而深感压力,最终一怒之下带着部下和城池直接投敌。很多人说这是贾似道的罪。但往深处看——如果刘整真的清白,贾似道又能拿他怎样?问题是刘整不清白,他怕的是被查出来。
那些被公田法割了肉的官僚地主,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们隐匿田产、转移资产,最后把改革的损失全压到了普通百姓身上。百姓没得到好处,只看到自己多交了税,也开始骂贾似道。于是贾似道在朝堂里四面树敌,在民间也开始失去人心。
此时的贾似道,已经感到深深的疲倦。他几次向宋度宗递辞呈,宋度宗每次都哭着挽留,后来干脆让他十日才上一次朝,贾似道这才勉强答应不走。但他的心,已经不在庙堂之上了。
史书记载,他整日在西湖葛岭的豪宅里过活,把歌妓、尼姑、旧宫女都弄来,日夜喝酒取乐,通宵达旦在西湖游船上消遣。于是民间开始流传一句话:"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宰相的位置,坐的是贾似道,但他的人,在西湖上。
这是一个奇怪的图景:一个曾经在鄂州城墙上拼命御敌的人,此刻却在西湖的画舫里醉生梦死。是他变了,还是这个朝廷先变了?也许答案是——两个都变了,只是方向不同。
1267年,元军围困了襄阳。
这一围,就是五年多。
五年里,贾似道一次次说要亲赴前线,却一次次被自己人拦住。他暗中指使亲信上书,劝宋度宗让他留在京城"居中运筹"。理由冠冕堂皇,但真相只有一个:他已经没有胆子再去前线了。
1273年,守了五年的樊城终于失守,襄阳弹尽粮绝,守将吕文焕含泪投降元朝。这一仗,不仅仅是两座城的失陷,而是整个南宋长江防线的崩塌。第二年元军又拿下鄂州,当年贾似道拼命守下来的地方,就这样丢了。
太学生们坐不住了,组织大规模抗议,逼着贾似道出来主持大局。贾似道无路可退,在临安设置都督府,装出一副要亲征的姿态。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275年。那个让贾似道头疼多年的大将刘整死了,贾似道觉得这是个机会,决定率军出征。彼时宋度宗已经死了,继位的宋恭帝不过是个孩子,谢太后临朝摄政。谢太后欣赏贾似道,把南宋最后一支精锐——十三万大军——交到了他手里。
这是南宋的全部家底。
大军抵达芜湖,贾似道先派人去找元军主帅伯颜求和,愿意称臣纳贡。伯颜直接拒绝了。然后在丁家洲,南宋七万精兵遭遇元军,大败。
这场败仗的锅,其实不该全扣在贾似道头上。大将夏贵,在战况胶着时临阵脱逃。他在之前的湖北一战已经打了败仗,担心这回贾似道在丁家洲取胜,自己的过错就会被追究,于是直接带着自己那部分兵力撤了。孙虎臣没了水军配合,陆路独撑,最终被元军歼灭。
夏贵逃了,还回来见了贾似道,骗他说大军已经胆落,建议他退回扬州重整旗鼓。贾似道信了,和孙虎臣一起坐船返回扬州。没想到一路上收到的不是溃兵,而是溃兵的谩骂。一代权臣,被自己的败兵骂着进了扬州城。
丁家洲之后,南宋十三万精锐或死或散,损失殆尽。整个王朝已经没有能打的牌了。
大臣们开始弹劾,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谢太后,谢太后看都快看不过来。贾似道上书辩护,说自己在前线出生入死,别人在后方吃香喝辣,凭什么来指责自己。这话没有错,但没有用。
谢太后迫于压力,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发配循州,家产抄没。一个掌权二十一年的宰相,就这样被一纸诏书打发了。
更致命的是,宋理宗的弟弟福王赵与芮,早就恨贾似道入骨。原因很简单——他儿子宋度宗被贾似道牢牢控制,而他认为正是贾似道的误国误民,才让南宋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开始秘密运作,要在贾似道到达循州之前,把他杀掉。
于是,郑虎臣,登场了。
郑虎臣是个会稽县尉,官职不大,但仇恨极深。
他父亲郑埙,曾是朝廷官员,被贾似道陷害致死。郑虎臣本人受到牵连,被充军边疆,后来遇上大赦才得以返乡。这笔账,他一直记着。听说要押送贾似道去循州,他立刻毛遂自荐,抢到了这个差事。
启程那天,贾似道身边还跟着几十个美貌小妾。郑虎臣看了,直接全部遣散。贾似道就这样光杆一个人,落在了仇人手里。
从这一刻起,郑虎臣开始系统性地折磨贾似道。他让手下把贾似道的财物抢光,把他乘坐的软轿撤掉,让他顶着烈日步行,不给水喝,还让轿夫们沿路唱歌嘲讽他。贾似道从来没受过这种苦,一顿下来,半条命都快没了。
这段路走了多久,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每一天都是煎熬,每一步都是羞辱。一个曾经被皇帝称为"周公"、被天下人敬畏的权臣,此刻只能在烈日下挪动,被路边的普通人认出来指指点点。
八月,队伍到了漳州城外的木棉庵。漳州距循州已经不远,郑虎臣知道,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
他开始暗示贾似道自行了断。贾似道不是不知道他的意思,但他不想死,装糊涂。郑虎臣急了,直接逼问:贾团练,你还有脸活着?
贾似道的回答很硬气:"皇帝许我不死,有诏即死。"没有诏书,我凭什么死?
这话让郑虎臣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站起来,大声说了一句话:我为天下人杀你,哪怕牺牲自己也没什么遗憾的。
然后,他把贾似道拖了出去,杀掉了。
1275年,木棉庵。一代权臣,就这样死在了一座尼姑庵旁,死在了一个会稽县尉的手里。
消息传出,文天祥得知郑虎臣此后也被贾似道的余党报复杀掉,写了一副挽联:"作正气人,都为名教肩任;到成仁处,总缘大义认真。"这是对郑虎臣的认可,也是对那个混乱年代里罕见的铁骨硬汉的凭吊。
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名将俞大猷路过木棉庵,感念郑虎臣诛杀贾似道的义举,立碑记功,刻下八个字:"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这块碑,据说遗迹至今尚存。
贾似道死后四年,南宋灭亡。
他被后世骂了几百年,"奸臣"这个标签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身上。但细细梳理史料,会发现这个标签并不完全公平。
《宋史·贾似道传》把他写得一无是处,却与同一部史书的《理宗纪》形成了明显矛盾——因为贾似道的功绩,最终算在了皇帝头上。修史的人不敢贬抑宋理宗,于是那些关于贾似道理财能力、军事才华的记载,就被藏进了皇帝的本纪里。
参与编纂《宋史》的,很多是理学派人物,对道德的评判标准极高,私生活不检点的贾似道自然不符合标准。加上元代修史者参考的,大多是贾似道政敌留下的资料,"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奸臣的形象就这样被固化了。
但有些事是抹不掉的。鄂州之战,他真的拼过命,忽必烈的那句感叹不是虚构的。公田法、打算法、关子铜钱法,每一项都是真的得罪人,却也真的为南宋续了命。那些弹劾他、置他于死地的大臣,有多少人手脚干净?那些哭着喊着要杀他的所谓忠臣,面对元军的时候,又有几个真正挺身而出?
贾似道最终失败了,败给了元军的铁骑,也败给了他的政敌,败给了一个已经腐烂到根子里的王朝。他努力过,但那个时代,已经不是努力就能救活的了。
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私生活奢靡,晚期怠政,借改革排除异己。但他没有卖国,没有投降,至死都在南宋的框架里打转。这一点,比后来那些直接开城投降的人,要强。
木棉庵旁的那块石碑,记录的是一个仇人对他的了结。但历史最终的记录,从来不是一块石碑能概括的。
贾似道用了一辈子证明: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比他的功过更复杂,也比他的标签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