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在大礼议第一轮交锋中，嘉靖皇帝凭借自己的不断周旋，再加上母亲蒋太后的强硬支持，以及张璁在礼法理论上的有力支撑，最终迫使杨廷和不得不作出妥协。嘉靖成功将自己的父母分别尊奉为兴献帝和兴献后，这意味着他在这场关乎皇统名分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不过，杨廷和毕竟不是一个容易被击败的对手。他虽然在表面上向嘉靖让步，但实际上也迅速展开了自己的反制。在与嘉靖达成妥协的同时，杨廷和悄无声息地将张璁调离京城，安排他前往南京担任刑部主事。如此一来，嘉靖身边最重要的理论支持者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这无疑削弱了皇帝在礼仪之争中的话语力量。 当然，这次调动对于张璁而言，也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离开京城的政治漩涡后，他反而有机会在南京结识一批志同道合、同样支持自己观点的官员。这些人日后将成为他在大礼议中最坚定的盟友，也为后续局势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嘉靖二年，大礼议的战火再次点燃。此时，张璁在南京结识的重要盟友桂萼率先发难，他向嘉靖上书，认为此前对于皇帝父母的称呼并不符合礼制，应当重新制定仪礼。这一奏疏让嘉靖大喜，他立即召来杨廷和，希望听听这位首辅的意见。 然而，让嘉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杨廷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坚决反对。他面对皇帝的询问，只是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顺势提出辞官致仕的请求。嘉靖见状，也没有过多挽留，而是顺水推舟，同意了杨廷和离开的要求。 杨廷和确实已经老了。作为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经历了太多朝堂风波，也清楚这场围绕礼制展开的争斗已经很难再有简单的结果。他或许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政治拉扯，只希望能够平静地退出这个充满纷争的舞台。

但杨廷和的离开，却彻底刺激了朝中大臣敏感的神经。在他们看来，首辅的退场意味着传统礼法势力遭受重大打击，因此他们开始准备反击。 嘉靖三年，礼部尚书汪俊联合近百名大臣共同上书，反对嘉靖将自己的父母尊奉为皇考，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宗法制度。嘉靖面对群臣的联合进谏，并没有选择退让，而是立即展开反击。他首先严厉斥责参与上书的大臣，并对相关人员给予停俸、罢官等处罚。 与此同时，嘉靖还准备重新召张璁、桂萼进京，与群臣展开正面理论。这一举动让朝中的反对派顿时慌了神，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在礼制理论方面，自己未必能够占据优势。如果张璁、桂萼回到京城，他们很可能会在公开辩论中占据上风。 在压力之下，大臣们最终选择妥协，同意在兴献帝的称号前加上皇字。然而，这个结果依然无法完全满足嘉靖的要求，因为父母名号之前仍然保留着本生二字。这意味着在宗法意义上，兴献帝只是嘉靖的生父，而明孝宗仍然被视为他的皇考。换句话说，嘉靖依旧处于一种拥有两个父亲的尴尬状态。不过此时的局势已经有所改变，嘉靖也只能暂时接受这个结果。 与此同时，张璁和桂萼的政治地位却不断提升。他们被嘉靖召回京城，并被委以重任，成为皇帝推行自身意志的重要助手。 面对这样的变化，以杨廷和之子杨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官员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认为，杨廷和之所以被迫离开朝廷，根本原因就在于张璁、桂萼等人的推动，因此对二人充满怨恨，并一直寻找机会报复。

在这种情绪推动下，他们甚至策划了一场针对张璁、桂萼的行动，计划在左顺门将二人打死。然而，这个计划最终失败，张璁、桂萼成功逃脱。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朝堂之上，以杨慎为首的一批大臣再次群起攻击张璁、桂萼二人，使得朝政陷入混乱，整个朝堂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局面，嘉靖没有选择继续争辩，而是直接宣布退朝离开。按照以往惯例，退朝之后，大臣们通常都会各自离去，但这一天却完全不同。长期积累的矛盾如同压抑已久的火药桶，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在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以及杨慎等人的推动下，众多大臣聚集到左顺门，准备向皇帝示威，要求嘉靖给出解释。无论嘉靖派出多少人前去劝说，他们都拒绝离开，局势逐渐失控。 大臣们的行为最终彻底激怒了嘉靖。皇帝下令将参与示威的大臣全部逮捕入狱，并在七月二十日作出严厉处罚：四品以上官员停发俸禄，五品以下官员则接受廷杖。 这一场处罚极其惨烈，一顿杖责下来，竟有十六名大臣当场被打死，惨烈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经历左顺门事件之后，反对嘉靖改革礼仪的官员终于逐渐沉默。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大礼议之争，最终以嘉靖皇帝的全面胜利告终。 这场斗争不仅改变了嘉靖个人的政治命运，也意味着皇权与内阁权力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最终以皇权胜出收场。年仅十八岁的嘉靖皇帝，终于摆脱了来自朝臣的束缚，真正坐稳了自己的皇位，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