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曾遭遇过存亡的危局。明朝面临的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而清朝则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浩劫。不同的是，清朝最终挺过了这场滔天洪水，而明朝却在农民起义的巨浪中被彻底吞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此处不作深究，但有一点不可忽视：两位危难时期的皇帝在用人上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结局。

按时间顺序，我们先来说说崇祯。崇祯作为亡国之君，历来有人为他抱不平，因为他身上确实有许多明君的光辉：勤政、节俭、不喜美色。然而，这位皇帝又极为严苛甚至残酷，常被形容为刻薄寡恩。凡是犯过错的部下，他绝不轻饶，袁崇焕的遭遇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近四百年来，或许再没有比这更冤的案件。

崇祯的疑心极重，他几乎不信任任何大臣，对周围的人始终保持警惕。剿匪总督陈奇瑜曾尝试招安起义军，却失败了。崇祯毫不犹豫地把责任全推给他人，甚至牵连无辜，斩了不少替罪羊。如此冤案，引得百官无法忍受，于是有人上书弹劾陈奇瑜，然而崇祯的处理却异常简单粗暴：立刻将陈奇瑜复职，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崇祯皇帝对朱家祖坟被起义军破坏更是大发雷霆。老朱家租居凤阳，农民起义军无法攻入京城，自然也不放过祖坟。崇祯得知此事，怒不可遏，天子之怒自然要流血泄愤，于是离淮阴近千里的漕运总督被牵连，被迫前去祭奠祖坟。可笑的是，这位漕运总督与祖坟遭劫毫无关系，他的冤屈可想而知。

当然，崇祯也有相对信任的人，洪承畴就是其中之一。早年，洪承畴剿匪平乱立下汗马功劳，能力与人品均受崇祯赏识。然而，派往辽东支援之时，他不幸被清军俘虏。作为俘虏的洪承畴，面临两个选择：降清或殉国。他最终选择投降，为清军立下赫赫战功。但从当时来看，这或许是他唯一的生路——即便逃回大明，崇祯也会因战败而治他罪。

明末，朝廷中确实存在一些能干之人，可惜大多要么被敌人斩杀，要么遭到崇祯的打压，几乎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崇祯固然死心眼，若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的家长，或许是个好家长，可惜他缺乏帝王之才，无法拯救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

相比之下，19岁的咸丰皇帝面对太平天国那股排山倒海的气势，江山已有半壁被洪秀全夺走，你说他不怕？谁能信？但咸丰并未慌乱，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时代最具威望的人物——林则徐，可惜林则徐年事已高，还未上战场便驾鹤西去。再请李星沅时，李星沅尚能在战场驰骋。无奈之下，只得依赖军机大臣赛尚阿，可赛尚阿怯懦，只会躲避，不敢迎战。

后来，向荣出马，这位敢于正面与太平军硬碰硬的将领，原本在永安已形成对太平军的合围态势。然而他与广西巡抚素有嫌隙，为避免分一杯羹，向荣开了口子让太平军突破。这在崇祯朝下，向荣恐怕九条命都不够砍，但咸丰的处理却截然不同：不仅不惩治向荣，还加官进爵。向荣随即一路追击，穷追猛打至南京城下，牢牢堵住太平军通往南京的必经之路，形成坚固对垒局面。

不过，咸丰对向荣仍心存疑虑，但这种疑虑不是不信任，而是觉得向荣独力不足以完全制衡太平军。于是，他派琦善前去支援。琦善本身并非上佳选择，曾在英人谈判中吃亏，也曾犯过错，但咸丰别无良将。只要琦善能守住南京北方要道，阻断太平军北上路线即可。

在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上，咸丰用人的精妙之处，还在于敢于启用曾国藩。尽管满清统治近两百年，对汉人武装始终心存忌惮，曾国藩训练新军时，各类诋毁和小报告不断送到咸丰面前，称其号召力过大，恐日后威胁清朝政权。但咸丰仍敢启用曾国藩，这份胆识，体现了他用人之道的灵活与远见——不用曾国藩，局势或早已失控，用了他，则未必立刻威胁政权，且可为未来铺路。

总体来看，咸丰的用人之道有其独到之处：不避讳犯过错者，不排斥有缺陷之人，只要能派上用场，皆予以任用；更重要的是，他敢用可疑之人，并且用人不疑，这与崇祯的疑心重、杀伐果决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大清得以在太平天国的风暴中存续，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