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之前，东北地区与外界相对隔绝，北方的山海关像一道天然屏障，将其与中原隔开；南面是明朝的统治疆域，东南与朝鲜相邻，而东部则是蒙古各部落的活动地带。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烟草传入东北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日本经朝鲜传入辽东；第二条则是借助蒙古部落的通路进入东北；第三条则是随着北上征战的广东明军，从中国南方带入东北。

在这三条途径中，以朝鲜渠道为主流，而黑龙江地区的烟草则更多依赖蒙古传入。然而，最早的烟草进入东北，还是通过北上征战的广东明军。随后，通过朝鲜官商的输入，成为后金时期烟草的主要来源。

广东明军北上作战，将烟草带入东北，是公认的最早传播途径。东南沿海一带是中国最早出现烟草的地区，这一点在清人的笔记中有明确记载。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写道：“烟叶出闽中”，而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提到：“有携淡巴姑于漳、泉者”。福建的海员将从菲律宾带回的烟种在当地栽培，再传到广东，最终逐步扩散到全国。

关于烟草传入东北，《玉堂荟记》中对其路径有详细描述，书中认为东北本无烟草，直到明朝因“辽左有事，调用广兵”，烟草才开始出现在辽东。从他的记录来看，辽东烟草的出现与北上的广军息息相关。《癸巳存稿》中也提到烟草是从吕宋、琉球传入朝鲜与福建，再由福建逐渐传播到全国，最终“渐至满洲”。由此可见，辽东的烟草乃是中原地区传入的产物，而满洲的烟草同样源自中原。

追溯明军北上的历史，可回到万历年间。1592年，日本出兵侵略朝鲜，朝鲜兵力不支，当年7月向明朝请求援助。明廷随即派遣远征军，经辽东渡鸭绿江支援朝鲜，其中不少士兵来自南方，这便可能是史料中所说的“广兵”。朝鲜战争持续至1598年，长达六年。这场战争让辽东民众初识烟草，并逐渐接受了吸烟的风俗，从而在东北地区开始萌芽。

也有人认为，早在万历朝鲜战争之前，东北便已有吸烟现象。万历二年（1574），戚继光镇守蓟门，北部的鞑靼不敢侵犯，于是转而向辽东进攻。戚继光率军击退蒙古，并总理辽东四镇的军事事务。他所带的“义乌兵”，曾随他在福建抗击倭寇，又北上镇守长城。这些义乌兵在长城沿线安家落户，出现了许多“义乌村”，其家人亦可随军北上或探望，从而稳定军心。

当时，女真各部尚未完全统一，但在东北已开始活跃。义乌兵驻守的区域与女真部落接近，女真人极可能效仿其吸烟习惯。不过，这种传播主要局限在长城外接触过明军的女真人中，并未大规模流行。后金建立后，随着与明军冲突频繁，烟草在东北的传播范围开始扩大。努尔哈赤所率女真部队攻下辽东，使明朝重视北方边防，自1618年起调集二十余万军队驻守北方，这些士兵中吸烟者必然不少。

1619年，明朝联合朝鲜发动萨尔浒之战，女真军大胜。战后，努尔哈赤接纳投降的明军，让其进入后金境内。随着大量南方明军涌入辽东，吸烟习惯也随之传入后金。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到辽东镇守山海关，长期经营辽东，与后金交锋多次；崇祯十四年（1641）春，明廷为挽救辽东危机，派洪承畴出征。袁崇焕与洪承畴多来自南方，其麾下士兵也多南方人。东北严寒，南方士兵不适应气候，吸烟成为驱寒手段。吸烟逐渐被金军效仿，明朝频繁派兵驻辽，这些携带烟草北上的军队，成为东北烟草的重要传播媒介。

除了军队，明朝官员也在与后金交往中，将烟草作为礼品赠送后金，成为另一条烟草输入途径。天聪六年（1632）六月，二十九名明朝官员在得胜堡（今大同市大同镇）觐见皇太极，所献礼物中除牲畜、粮食和农副产品外，还有六包烟叶，这是明确记载的官方赠与后金烟草的记录。这说明此时后金已有吸烟现象，否则烟具必然会出现在礼单中。结合当时礼品的价值，烟草显然是一种贵重物品，因此成为官方互赠的礼品之一。然而，皇太极并未接受所有礼品，包括烟草，显然他已了解烟草的作用，并可能对其产生厌恶。 明朝后期，为对抗后金，朝廷占领了位于后金与朝鲜之间的皮岛（今朝鲜椵岛），在岛上驻扎官员与军队。皮岛作为辽东半岛与朝鲜间的重要交通要道，经常有朝鲜、后金商人或使者来往。崇祯三年（1630），掌控皮岛的明军刘兴治（号“刘五哥”）曾通过后金使臣向皇太极赠送礼物，同行使者也获得礼物，其中两位收到烟草：巴吞巴克什得到50刀烟草，李栖凤则获得30刀。崇祯四年（1631）正月，刘兴治再次赠送烟草共100把。

仅这两次赠送，烟草数量就达260把，还未计算岛上军队的消耗，可见皮岛储存烟草丰富。这些烟草大多来自朝鲜，刘兴治的信件中提到与朝鲜的贸易，证实了烟草来源。信件显示，皮岛与朝鲜早有联系，贸易往来频繁；为了避免与明朝直接接触，同时让朝鲜获益，刘兴治建议与朝鲜贸易。这也说明，皮岛烟草绝大部分来自朝鲜，而刘兴治赠与后金的烟草，也应是朝鲜产烟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