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 虽然早在《后汉书》中,史书便已经零星出现了高句丽的身影,但关于它真正的源头与来历,却长期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直到《隋史》成书之后,这个古老政权的起源才第一次被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来,仿佛一束光照进了沉睡已久的历史深处。 按照《隋史》的记载,高句丽的开创者,被认为是大汉藩属扶余国的一位王子——朱蒙。 扶余大致位于今天吉林一带,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鼎盛时期疆域方圆可达两千里,自西汉以来便已存在。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之后,扶余正式向东汉朝贡,成为名义上的藩属国,在大汉体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关于朱蒙的出身,史书中充满了神话色彩。据传他的母亲是河伯之女,因某种机缘被扶余王所得后幽禁于室内。某日阳光透过窗棂照入室中,她竟因此感而受孕,最终生下一枚卵。朱蒙,正是从这枚卵中诞生的孩子。这样的叙述带着浓厚的神话意味,也为朱蒙的身世平添了一层神秘与传奇。 扶余的贵族与大臣们认为朱蒙非同常人,甚至带有不祥之兆,因此多次向国王进言,主张将其除去,以绝后患。但扶余王却并未采纳这一极端建议,而是选择了暂时保留他的性命。 随着朱蒙逐渐长大,他展现出远超常人的能力,尤其是在狩猎之中,总能满载而归,猎获远胜他人。这种异常的能力再次引起贵族们的不安,他们再度劝谏国王,要求将其处置。
朱蒙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惶恐,急忙告知朱蒙。面对日益逼近的危机,朱蒙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向东南方向离开扶余。那一刻,他的命运被彻底推向未知的远方。 逃亡途中,朱蒙来到一条浩瀚大河之前,前有天堑,后有追兵,形势几乎绝望。他站在河岸之上,对着水面低声祈愿:我是河伯的外孙,太阳之子,如今遭遇追杀,何以渡河? 奇迹在此刻发生。河中的鱼鳖纷纷聚集,竟然以身为桥,形成一座浮动的生命之桥。朱蒙踏桥而过,成功渡河,而追兵则被阻隔在彼岸,只能望河兴叹,最终无功而返。 此后,朱蒙在新的土地上建立国家,这便是高句丽。他也以高为姓氏,开启了一个新的王族谱系。 据《后汉书》记载,高句丽最初由五个部族构成,分别是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与桂娄部。早期政权由消奴部担任王族,但随着力量消长,桂娄部逐渐崛起,最终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核心。 在官制方面,高句丽也逐渐形成体系,包括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等八个等级,构成了其独特的政治结构。 汉武帝时期,楼船将军灭卫氏朝鲜之后,高句丽被纳入玄菟郡管辖范围之内,地位类似于郡县体系中的附属政权。同时,高句丽王也因此获得西汉朝廷册封,被授予侯爵之位,正式进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秩序之中。 二、汉朝藩属 然而这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到了王莽篡汉之后,局势骤然变化。王莽政权强征高句丽兵力,让其参与征讨胡人战争,而高句丽对此心怀不满,最终选择反抗。 王莽随后设下计谋,引诱高句丽王入关,将其拘捕并处死,首级被送往长安。与此同时,高句丽的地位也被降格为侯,失去了原有的王号。 《汉书·王莽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内容显示当时高句丽部族在战争征调与地方冲突中不断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全面叛乱,而朝廷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 到了东汉建立之后,高句丽再度向中原进贡,汉光武帝刘秀恢复其王号,使其重新回到册封体系之中。 这一时期,高句丽王宫生被记载为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其开目能视,自幼勇猛异常,成年后频繁侵扰汉朝边境。 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高句丽大举入侵辽东,一度波及六县,造成严重边患。面对危机,辽东太守耿夔率军出击,在激烈战斗中击溃来犯之敌,并斩杀其首领。 战败之后,高句丽迅速转为臣服姿态,在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2年)重新进贡,并请求纳入玄菟郡管辖。 此后,高句丽逐渐形成一种反复试探的对外策略:当中原力量衰弱时便扩张边界,一旦遭遇强力反击则迅速退让。几轮反复之后,双方冲突不断累积,仇恨也在时间中悄然加深。 到了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康攻破高句丽都城,焚毁宫殿,使其遭遇重大打击。与此同时,高句丽内部权力斗争失败的一方——拔奇,率部投降公孙康,留在辽东地区继续生存。 三、占据朝鲜半岛 国王伊夷模则带领另一部分族人外逃,在新的地区重建政权,高句丽由此再次延续,并逐渐占据朝鲜半岛的主要区域,重新形成区域性强国。 进入三国时期,高句丽又出现一位开目能视的君主位宫,此人继承先祖扩张传统,试图再度对外扩张,引发新的冲突。 最终,曹魏名将毌丘俭两次出兵远征,高句丽政权遭受重创,甚至一度被攻破,朝鲜半岛局势被重新改写。毌丘俭也因此被加封为左将军,声望大增。 西晋建立后,中原陷入动荡,高句丽趁机复国,国力逐渐恢复。 但好景不长,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11年),辽东鲜卑慕容廆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再度覆灭,宫殿被焚毁,人口大量被掳掠,史载约有五万人沦为俘虏(见《梁书》)。 东晋时期,为图北伐恢复中原,开始对高句丽采取拉拢政策。义熙九年(414年),司马德宗册封高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以此稳固边疆关系。 此后南朝宋、齐、梁、陈延续这一策略,对高句丽多有礼遇,使其长期维持与南朝的名义关系,并自视南朝为正统所在。与此同时,北魏亦将其视为可合作力量,授予高句丽王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等名号。北周亦沿袭这一政策,持续保持拉拢态度。 南北朝长期的多方宽容与拉拢,使高句丽国力逐渐壮大,最终在隋唐之际成为中原王朝不得不正视的边疆强敌。 四、东征高丽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之后,高句丽加紧备战,全面防范隋军压力。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下诏要求其臣服,但高句丽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应对。 隋炀帝随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征讨高句丽,第一次失利,第二次则严重耗损国力,直接加速隋朝内部崩溃,天下随之陷入动荡,而高句丽在一系列冲突之后反而存续下来。 唐朝建立后,高句丽一度选择臣服并持续进贡。武德七年(624年),李渊派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丽王建武,授其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等名号,以示安抚。 但到了贞观十六年(641年),高丽国内爆发政变,西部大人盖苏文杀死国王建武,自立为莫离支,掌握军政大权。唐太宗闻讯大怒,一方面派使节吊唁,一方面迅速调集兵马准备东征。 三年后贞观十九年(644年),唐军正式出兵。张亮率水军自莱州渡海进攻平壤,道陆两路大军同时推进,李勣、道宗等名将各率精锐出征,规模空前。 唐太宗甚至亲自坐镇前线指挥,显示出此次战役的极高重视。初期唐军连战连捷,高句丽节节败退,但在进攻建安城时局势发生变化。 据史载,高句丽守军曾出言不逊,激怒李勣,使其放言破城之日,男子尽诛,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随后由于辽东粮草补给困难,加之严寒天气严重消耗兵力,唐军最终被迫撤退。 此后,高句丽虽表面臣服,年年进贡,但唐廷始终将其视为隐患。唐太宗去世后,高宗时期再次组织远征。乾封元年(666年),李勣再度领兵东征。668年十一月,唐军攻破平壤,俘获高丽王高藏及盖苏文之子泉南建等人。十二月,大军班师回朝,将战俘献于含元殿。 至此,这个自西汉萌芽、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唐初、绵延数百年的政权,终于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