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长安十二时辰》曾把盛唐长安的繁华与紧张推到观众眼前，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灯火如昼、百业鼎沸的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在盛唐的东方边陲，还有一个同样受唐文化深刻影响的政权悄然崛起，它甚至在许多制度与文化层面“照搬”唐制，被后人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在中国东北这片广袤土地上，历史上曾出现过扶余、高句丽、契丹、女真等多个政权，而渤海国却常常被忽略。今天，我们试着从民族起源、自然环境、制度结构等多个维度，重新走近这个被尘封的东方王国。 渤海国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重要地方民族政权，几乎与唐朝并行存在，建立于武则天时期，最终亡于辽国契丹之手。它历经十五代统治者，延续二百二十九年之久，疆域辽阔，文化灿烂，在东北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这个政权究竟从何而来？渤海族又是如何形成的？

追溯渤海族的源头，其形成过程极为漫长，可以说是一条不断融合与演进的民族链条。其最早的前身是靺鞨族，而靺鞨又是隋唐时期对“勿吉族”的称呼，而勿吉族的根源，则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人、汉代的挹娄人，直至隋唐时期的勿吉人。这个族群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更替，而是一代代文化与生存方式叠加的结果。 关于肃慎人，《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上京龙泉府即今天黑龙江宁安县一带。在黑龙江饶河地区，考古发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肃慎文化遗址；在镜泊湖附近，也发现了莺歌岭遗址，这些都说明肃慎人主要活动在长白山以东以北地区，覆盖今天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及东北北部一带。他们以渔猎为主，在大自然的馈赠与严酷环境中艰难生存。

进入汉代之后，这一族群被称为挹娄。《后汉书》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其分布范围大体延续肃慎旧地，涵盖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流域，甚至延伸至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区。与肃慎相比，挹娄社会已经明显进步，不仅延续渔猎，还发展出原始农业、养殖业与手工业，社会结构更为复杂。 《三国志·魏志》记载辽东曾献“铁杂铠”，说明挹娄社会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显著提升。在婚姻制度上，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在当时已标志着较高程度的社会文明化。

到了南北朝时期，挹娄逐渐演变为“勿吉”。《魏书》记载：“勿吉国，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其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长白山以北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并延伸至鄂霍次克海沿岸。此时的勿吉社会农业已较为发达，出现多种作物与蔬菜种植，并采用“佃偶耕”等较先进的耕作方式，粮食基本实现自给有余。 不过，尽管生产力提升，勿吉仍未形成高度统一的国家结构，而是由七大部落组成，包括白山、黑水、粟末、安车骨、佛涅、伯咄、号室等部族。这种松散联盟式结构，也为后来的融合与重组埋下伏笔。

勿吉人曾向北魏进贡五百匹良马，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并逐渐在东北地区扩张势力，击败高句丽、攻破夫余，为后来靺鞨族的形成奠定基础。到了隋唐时期，这一族群正式被称为“靺鞨”。 《隋书·靺鞨传》记载，靺鞨分为七部，其中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室、黑水、白山各部散布于高句丽北方，尤以黑水部最为强悍。其分布范围东至日本海，西至松嫩平原，南抵长白山，北达黑龙江以北直至鄂霍次克海，地域极其广阔。

在生产方式上，靺鞨人延续渔猎传统，同时发展农业与畜牧业，以养猪为主，狩猎仍是重要生计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明显改善：隋朝曾赐其首领官职，唐朝甚至赐姓“李氏”，并授予将军等官衔。这种互动，使靺鞨社会在制度与文化上迅速靠近中原体系。 从肃慎到挹娄，从勿吉到靺鞨，这条民族演进脉络不断累积融合，最终以粟末靺鞨为核心，吸收周边各部族，逐渐形成了渤海民族共同体。

渤海国的建立，正是在这一民族融合基础上完成的。唐朝武则天后期，因边疆治理失当，营州发生叛乱，靺鞨与高句丽遗民趁机北归长白山地区，脱离唐朝控制。公元698年，大祚荣以东牟山（今敦化或延吉一带）为都城，建立“震国”，这是渤海国的雏形。 不久之后，唐朝派使招抚，大祚荣选择称臣纳贡，并将儿子送往长安作为人质。到了712年，唐睿宗册封其为“渤海郡王”，自此国号改为“渤海”，正式纳入唐朝册封体系之中。 渤海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方面是因为抓住了唐朝与周边政权冲突的空隙，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其自身具备独特的生存优势：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资源基础，以及不断学习中原文明的能力。 渤海疆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小兴安岭与三江平原水网密布，鱼类资源丰富，适宜聚落发展；东部锡霍特山区山势险峻，却拥有良港与不冻海，具备对外贸易条件；长白山地区林木茂密、药材珍贵，是渔猎与农耕交汇之地；松嫩平原土地平坦肥沃，是主要农业核心区。这种多样化地理结构，使渤海具备农、林、牧、渔多重经济形态。

在制度层面，渤海国高度仿效唐制，形成“三省六部”架构，同时压缩机构规模以适应国情。政堂省、中台省、宣诏省构成核心行政体系，下设六部，并细化为忠、仁、义、智、礼、信等机构，对应唐制的吏、户、礼、兵、刑、工等职能。这种“唐制本土化”的改造，使中央权力高度集中。 地方上则实行京、府、州、县四级体系，进一步强化治理能力。同时设置御史台、秘书省、国子监等机构，使政治结构趋于完整。可以说，渤海国在制度上几乎完整移植了中原体系，并结合自身人口与地域特点进行了压缩与再造。 军事方面，渤海早期借鉴唐朝府兵制，后逐渐过渡到常备军制度，形成“十卫”体系与神策军等核心武装力量。随着对外扩张与内部稳定需求增加，其军事结构不断调整，晚期甚至出现“天门军”等新组织。整体来看，其军事体系兼具府兵传统与募兵制特点，在不同阶段灵活变化。 渤海国的军政体系既有中央集权特征，又保留一定地方军府结构，形成多层防御体系。这种制度既保证了早期扩张的效率，也在后期带来一定负担，但总体上仍支撑其长期维持东北亚强国地位。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渤海国本质上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其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兼具农耕、渔猎与游牧特征，而长期与高句丽、契丹、汉人等民族互动，又使其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与战斗力。 在文化上，渤海历代统治者不断引入中原典籍与制度，使其社会结构快速文明化。在盛唐影响下，其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提升，甚至一度成为能够与周边强国抗衡的重要力量。历史上，它不仅击败过高句丽，也在东北地区长期保持强势，被誉为“海东盛国”。 回望渤海国的崛起，它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融合带来的韧性、自然资源提供的基础、对中原文明的吸收能力，以及统治者在外交上的灵活策略。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在大国夹缝中争取生存空间，为其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 然而，这个曾经辉煌二百余年的政权最终仍走向消亡。渤海国为何在强盛之后突然被契丹灭亡？它与契丹、女真、室韦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历史延续关系？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追溯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