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1372）六月，明太祖制定九条禁令，铸铁为榜，悬于宫门，对以公侯为代表的高级官吏进行约束，被称为“铁榜”。“铁榜”突出重视官吏家风家教问题，在历代官吏治理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当代廉政建设也具有现实镜鉴启示意义。

明初为何要颁布“铁榜”？

一是基于对元末吏治积弊的历史反思。元朝直接颠覆于红巾军大起义，而其根源在于元朝中后期疏于吏治管控，官僚贪腐成为常态，或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或横征暴敛、侵夺民财，或司法不公、冤狱频发。天灾人祸之下，底层百姓生计断绝。明初统治阶层对此认识深刻。二是出于纠治官宦作风的现实需要。明初，一些勋贵官吏出现纵容子弟家奴强占民田、私役官军、纳贿敛财、凌压乡里等现象，甚至结党营私、左右政务，让明初统治者感觉到严肃吏治的紧迫性。朱元璋及时颁布“铁榜”，申明不以功高而免罪、不以爵尊而枉法，正官风、严家风、安家国，“铸铁为戒，世代遵行”，彰显了从严治吏的警觉与决心。

“铁榜”主要立下了哪些规矩？

这是一份廉政铁律，其内容以九条禁令为主体，核心规范包括严戒恃功骄奢、严禁贪腐谋私、严格管束家人、严禁侵夺民财、严禁欺压良善等，违犯者从处罚“杖一百”到“处死”不等。“铁榜”突出约束功臣与高级官吏，既要求他们“谨守其身”，更要求他们“严训于家”，明确了其对于亲属、家仆的管教责任。“铁榜”大多条款都是以“家”为归责问罪对象，这既有中国古代以家庭家族为基层基本治理单元的历史因素，也有强调大臣要将廉政规矩贯彻之于家庭的立法意图。跳出单纯治官的思维，“铁榜”将修身、齐家、从政紧密结合，把家风家教纳入国家治理和吏治整饬范畴，体现了为官必先治家的治理逻辑。

“铁榜”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家风建设有何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近年来，通过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可知，家风败坏确为权力腐败的重要诱因。他们有的特权思想突出，背离为民初心，不遗余力以权谋私；有的治家松弛，滋生裙带式、家族式腐败；有的公私界限模糊，将家庭异化为权力寻租的灰色场所。重物质传承、轻家风涵养，倚权借势为子女积累财富、搭桥铺路，却忽视诗书传家、德礼育人。可见，家风正是当前廉政建设的一个关键点，也印证了治家与治廉的特殊联系。

揆诸历史与现实，确乎不谬。揽诸“铁榜”，启示颇多：

一要破除特权思维，筑牢修身立身之本。“铁榜”告诫官吏不可骄纵放肆，必须谦卑守矩、安分畏法。党员干部更应清醒认识到，权力是公器，而非家族谋私的工具。要摒弃“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始终保持谦逊低调的作风。要以身作则做好家风表率，给家人亲属树立“无权势可倚、无特权可享”的价值导向。

二要扛起治家责任，守住从严治家防线。“铁榜”明确将家人管束之责归于官吏本人，凸显治家与治吏一体化的理念。新时代党员干部更应自觉扛起家风建设第一责任人之责，把从严治家作为必修课。划清权力与亲情的边界，杜绝“一人当官、全家沾光”的歪风邪气，严禁亲属借本人名义以各种形式谋私利。

三要坚守清正廉洁，树立正确传家理念。“铁榜”将清正廉洁作为立身持家、家族长存的根本准则。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史为鉴，坚持自身正方能家风正，始终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慎独慎微、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树立正确的传家观，不求为子女积攒财富、铺设捷径，而是引导子女靠自身努力奋斗立足社会。

四要明晰公私界限，涵养规矩正派家风。“铁榜”严格划定公私边界，禁止私用权力、干预公务。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始终坚持公权为公、依规用权，坚决杜绝人情干扰原则、亲情凌驾规矩。管好家庭日常人情往来，守住小事小节，不搞变相敛财。自觉远离圈子文化、裙带关系，不搞人身依附、不结利益团伙。

五要立家规明家训，融通修身齐家从政。“铁榜”要求官吏“严训于家”，以刚性规制固化家风、传承家道。这启示新时代党员干部，家风建设重在明家训、守家教、重传承，坚持向善守正，将修身、齐家与从政有机统一，以优良家风滋养政风。

家风连着党风，家教关乎初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史为鉴，破除特权思想，扛起治家责任，把家庭建设成为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涵养初心使命的精神港湾。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绍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22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