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李陵有负于汉武帝刘彻。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陵曾率军深入匈奴境内二千余里，途经居延一带，仔细勘察地形，却始终未遇敌军，只得空手而返。此后他被任命为骑都尉，统领来自丹阳的楚地勇士五千人，在酒泉、张掖等边地驻守操练，负责教习射术、巩固边防。 从表面来看，李陵并未在汉朝立下足以载入史册的赫赫战功，但他精于骑射，个人能力极强，曾深入匈奴腹地侦察达二千余里而全身而退，这一点在当时的将领中已属少见。 汉武帝后来让李陵担任骑都尉，率领五千楚地步兵驻守边关，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浚稽山之战中汉军的核心力量。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李广利率三万骑兵自酒泉出击，攻打匈奴右贤王，原本计划让李陵负责运送粮草，以保障大军后勤。然而李陵并不愿只做后勤之职，于是主动请求面见汉武帝，陈述自己的想法。

他对汉武帝说：我麾下皆为荆楚勇士，善射敢战，力能搏虎，我愿自领一军，以分匈奴单于之势。 汉武帝起初担心其兵力不足，表示缺少骑兵支援。李陵却毫不退让，提出只需五千步兵，不必骑兵，也足以直取匈奴王庭。 汉武帝被他的勇气所打动，最终同意其出征，并下令让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在途中接应李陵。然而路博德却不愿承担后援责任，上书称当下并非出兵良机。汉武帝见状震怒，误以为李陵畏战退缩，于是强令按原计划推进，出征之事就此定下。 若从李陵个人意愿来看，他与其祖父李广一样，确实有主动请战之心；但从整体部署来看，这一战的设计本身就埋下了巨大隐患，而路博德的拒绝接应更使局势复杂化。 然而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李陵以五千步兵直捣匈奴王庭的设想，本身就显得过于冒进，甚至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

随后，李陵率军北进，行军三十日，最终抵达浚稽山并在此扎营。 在那里，他遭遇匈奴单于主力大军。五千步兵瞬间陷入三万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 李陵依托山势，在两山之间设营，以运输粮车构筑防线，营外列阵迎敌。前排持戟执盾抵御冲击，后排则以强弓硬弩远程压制。 初战之时，汉军箭雨密集，确实给匈奴骑兵造成大量杀伤。然而随着战事推进，匈奴单于不断调集援军，左右贤王合兵围剿，总兵力甚至增至八万骑兵。汉军虽勇，但终究寡不敌众。 鏖战数日之后，汉军箭矢耗尽，伤亡日增，被完全困于重围之中，士气逐渐崩溃。

《汉书》记载：入夜之后，李陵独自离营，身着便装，对左右说：勿随我，我欲独取单于。良久方归，长叹道：兵败至此，死期已近。 军中有人劝他说，即便战败，也可设法突围或暂降求生，日后再图回汉。李陵却回应：吾不死战，非壮士也。随即命人焚毁旌旗、掩埋珍宝，并号令众人分散突围。 李陵与韩延年等人骑马突围，仅有十余壮士随行。途中遭遇数千匈奴骑兵追击，韩延年战死沙场。最终李陵无路可退，选择投降，随军溃散逃回汉境者仅四百余人。 整场李陵事件，其争议焦点正在于他的一系列选择。 其一，是他提出以五千步兵直取匈奴王庭的战略构想。本质上，这一计划忽视了匈奴以骑兵机动优势为核心的作战体系。在草原环境中，步兵面对骑兵几乎天然处于劣势，既难以追击，也难以撤退。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带有极高风险，而五千荆楚子弟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李陵难辞其责。

其二，是在绝境之中，李陵一度试图单独离营。作为主将，他在重围之下身着便装外出，甚至言称要独自刺杀单于，这种说法在现实中几乎不具备可行性，更像是情绪失控或意图脱身的表现。主将弃军之举，本身已触及军纪底线。 其三，则是其性格中的矛盾与挣扎。一方面，他在将士面前宣称宁死不降，表现出强烈的名节意识；另一方面，在现实压力下却最终选择投降。这种心理与行为的落差，使其形象更加复杂，也更具争议。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战路博德亦有推诿之责，但从整体结果来看，李陵作为主将，对战役的发起与决策负有最直接责任。他的冒进，使五千将士陷入绝境，也成为汉军惨败的关键原因。 李陵投降匈奴之后，汉武帝初时并未立即株连其家属，仍存观望之意。然而随后公孙敖上报称李陵为匈奴练兵，致使局势急转直下。 汉武帝闻讯大怒，遂诛李陵三族。

后来事实证明，在匈奴练兵者实为李绪，并非李陵本人。但彼时木已成舟，李陵家族已无法挽回，而他本人也从此滞留匈奴，再未归汉。 至于汉武帝是否有负于李陵，从当时法度与战争背景来看，李陵率军覆没并投降敌国，依律处置并无明显不当之处。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汉武帝难以预判其未来去向，也无法以结果之外的可能性作为决策依据。 因此，从历史结果而言，更准确地说，是李陵在关键选择与战争决策上，最终辜负了汉武帝的信任与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