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庆应义塾图书馆新藏《论语疏》卷六，被馆方鉴定为南北朝末至隋代写本。通过校核江户时期文献记录与馆藏高清彩印本，该卷实际上可能系江户末期摹钞本，理由有二：其一，依据江户文献对其纸性的记载，并结合日本古代和纸与中土纸张特征的对比，推测此卷所用原纸为日本古纸，当系桓武天皇时期钞本；其二，卷末骑缝印章及花押呈现明显的作伪痕迹，推测系古书商为契合文献记载，在覆钞本装裱过程中撕开背纸植入伪印及签名。从文本比对与物质形态双重维度进行考辨，可以为东亚钞本学及文献辨伪提供新的线索。

日本庆应义塾图书馆新藏《论语疏》卷六（下文简称“庆应本卷六”） ，被馆方定为南北朝末隋代写本，其高清图卷由庆应义塾大学论语疏研究会收入《庆应义塾图书馆藏〈论语疏〉卷六 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论语义疏〉影印与解题研究》（『慶應義塾図書館蔵「論語疏」巻六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蔵「論語義疏」影印と解題研究』） ，该书末尾还附上了住吉朋彦、一户涉、种村和史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根据馆方公布的高清彩印本，校核江户时期有关此卷记录，大致可以认定此卷当非江户文献所记古钞皇侃疏卷六之原卷，更有可能是江户末期所制摹钞本。且庆应本卷六卷末印章及签名都带有明显的作伪痕迹，因此极有可能是古书商为了符合古文献所记，将覆钞本卷背裱纸撕开再钤入伪骑缝印及花押（即签名）。笔者将发现的一些疑问点做一些梳理，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有关庆应本卷六之概貌，住吉朋彦在《庆应义塾图书馆藏〈论语疏〉卷六概述——通过校勘发现的特征》一文中作了如下之叙述：

该抄本由20张纸构成卷子装残本1轴，收有《论语义疏》的《子罕》《乡党》二篇。其中《子罕》阙首1章，此外基本完好。内容包括单行的本文、《论语》经文以及《义疏》所依据的《论语集解》注文，采用的是各附于疏的体式。经、注、疏的区分以朱笔符号加以标识，此外，行间还有标记文本异同的墨笔批注。但是这些多为后人之笔。有两种印章，其中一种为“藤”字，钤于作者不明的墨笔草书体署名处，尾题之下和所有纸缝背面也有规律地钤有同印。

这方“藤”字印和草书体署名又见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抄本《史记》残卷，而且“藤”字印也酷似于《东寺文书》中的延喜二十年（920）藤原忠平家牒上的印章。内容不明的另一方印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由此看来，此本在平安时代前期已经存于日本，且为藤原氏所有。江户后期考证家藤原贞干（1732—1797）《好古杂记》《好古日录》曾记载这部《论语义疏》残本，《好古杂记》还明确记述说该本为中世以来一直掌管官库的壬生家所藏。

另外，在谈到如何将庆应本卷六定性为南北朝末隋代写本的依据时，住吉文云：

此本没有书写时的识语，除了可以判断为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以前所抄之外，没有可以确定书写年代和地点的记载，因此只能通过对抄本本身特别是书写情况的分析加以推断。该本文字与结构和日本白凤时代以前书籍有相通之处，但是笔法则有很大差异，可以认为是在海外抄写的。而且，与奈良平安时代抄本及同时代新罗抄本不同，这意味着其笔法与这些抄本所模仿的唐抄本也不相同，具体地说，这是与形成于唐代初期的楷书正体不同。

对于纸张的鉴定，住吉文云：“作为上述观点的补充，下面报告一下纸张分析的结果。根据44.4×4倍放大镜对纸纤维摄影的观察，此本的纸张是用楮系植物纤维制造的。中国中世多用麻纸，南北朝后期使用谷纸，并且逐渐代替麻纸。敦煌出土的南北朝写本所用的谷纸与此本用纸表面的面貌十分相近。另外一点是，在同为麻纸的事例中，此本的纸张帘纹较粗，间隔较大，具体地说，1厘米之间大约有7根帘纹。这与敦煌写本研究中的北朝至隋抄本数据一致，而与使用细密竹箦制造的唐代纸张有一线之隔。虽然这些情况受到个别著录的制约，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依据，但是可以认为是支持从书写情况下判断的旁证”。

二

针对纸张及骑缝印、花押（署名）等问题，笔者在核实江户时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来谈谈今存庆应本卷六的一些不审之处。

首先，根据住吉文之介绍，此纸乃是“楮系植物纤维制造”的，也就是所谓的“楮纸（毂纸） ”，用楮系植物纤维制造楮纸，是日本古代和纸区别于中土纸张之最大的特征。然而，在南宋以前尤其是隋唐时期，重要文书均用麻纸写成。直到南宋时期，由于棉花种植的盛行和种麻农户的逐渐减少，麻纸才逐渐为楮纸与竹纸等这些抄造更为简便的纸张所代替。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古和纸的楮制特性，麻纸被楮纸、竹纸之代替也要晚至南宋时期，而非南北朝隋代之代表性纸张。因此，诚如住吉文所云，单是对纸张帘纹的确认，还远不足以成为确证。那么，江户时期的文人对庆应本卷六之纸张又是持何种观点的呢？根据一户涉的考证，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江户后期文人桥本经亮（1755—1805）旧藏资料中见有一册贴有采集自各种古卷的《远年纸谱》，其中注有“延历年中纸 皇侃义疏料纸”的小纸片（见图1）当是采自皇侃疏卷六原卷。

另外，江户末期著名考古学者藤原贞干的《好古杂记》及《好古日录》对庆应本卷六亦有叙录，《好古杂记》文如下：

论语王侃疏（三字大字）〔卷第五子罕乡党〕零本一卷 壬生家藏

卷长九寸，纸弘一尺八寸五分，详纸性八百年许本，罫七寸五分〔上九分，下六分〕。

○合缝各朱记两面及草名。

《好古日录·古本》文则云：

以纸性来考当为八百余年之本，毎合缝有各朱记 图1 桥本经亮《远年纸谱》书影及花押，惜其字不可读也。

桥本经亮所谓的“延历年中”乃桓武天皇年号，大致指782—806年这段时间，与藤原贞干之“八百年许”的判断吻合。显然，接触揣摩过庆应本卷六原卷的江户文人均判断此纸乃日本古纸，推定其乃桓武天皇时期抄本，并无所谓的南北朝末隋写本之说。

三

之所以将出现在江户文人原始记录上的这卷皇侃疏卷六残卷称为原卷，这是因为笔者在核对江户时期记录时发现，原始记录上所记录的“藤”字印与现存卷所钤印并不相同，当是作伪者误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史记·河渠书》残卷的“藤”字印及花押仿制到了现存卷面及纸背。下面拟就这一问题来做一个详细的探讨。

有关皇侃疏卷六残卷原卷的骑缝“藤”字印，管见之内，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江户豪商吉田家所编古器物摹写图谱《聆涛阁集古帖》（图2）及长谷川延年（1803—1887）在安政四年（1857）编《博爱堂集古印谱》（图3、图4）时均有摹写。

从《聆涛阁集古帖·印章》印谱（图2）可以看出，该页上半部分共摹写了3枚“藤”字印，从右至左，右侧“藤”字朱印下注“右大臣藤原忠平公延喜廿年九月廿一日家牒捺印”（如图5所示）；中间“藤”字墨印，无注；左侧“藤”字朱印，下注“古写论语义疏合缝捺印”（如图6所示），也就是皇侃疏卷六原卷所捺印。由印谱可以看出，图5藤原忠平印与图6论语义疏合缝捺印显然不是同一印，再比照庆应本卷六所钤“藤”印（图7），不难看出，这3枚印样均不相同，绝非同一印。

那么，会不会是《聆涛阁集古帖》摹写有误呢？首先，藤原忠平印在今早稻田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藤原贞干《好古杂抄》稿本中亦有记录，其印样如图8所示。另外，笔者在前文也提到过，皇侃疏卷六残卷印及藤原忠平印在长谷川延年《博爱堂集古印谱》中亦有摹写，其印样如图3、图4所示。图3、图4、图8的印样与《聆涛阁集古帖》（图2）所录基本吻合，可以形成互证。由此可以看出，今存庆应本卷六的卷末及纸背所钤“藤”字印，与江户文人所见皇侃卷六原卷“藤”字印并非同一印文，两者必有一伪。而江户文人所存资料大都为稿本，乃是笔者调查各类古卷时所录手记，没有作伪的必要，因此两相权衡，从古书店卖出的庆应本卷六印乃伪印的可能性更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盖是作伪者虽然具有一定的古文献知识，但是却没意识到，其作伪所根据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史记·河渠书》卷七残卷，本身就是一个江户末期古笔家鉴定失误的古卷。

此《史记·河渠书》残卷的卷首贴有一张江户时期古笔家鉴定的纸札（图9），其文云：“右大臣藤原忠平印，贞信公，延喜廿年九月廿一日家牒所用”。然而，由图10可知，其卷末印显然不是如图8所示的“延喜二十年九月廿一日家牒”所盖的“藤”字印。另外，《聆涛阁集古帖》亦收有此卷之摹写本（图11），笔者由此又可推知，此卷被误为藤原忠平藏卷乃是由来已久，这可能也是导致作伪者仿照《史记·河渠书》残卷印样及花押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澄清了江户时期皇侃疏卷六残卷所用“藤”印（如图2所示）及江户时期对《史记·河渠书》残卷所钤印（图10）之判断有误的基础上，就不难看出庆应本卷六的卷末乃是根据《史记·河渠书》残卷摹写了“藤”印及花押，连印章的倾斜角度都完全一致（如图12所示），而细看两枚印章，又可发现二者之间又存在诸多细微的差别，其中有一显然属于模造印。为了吻合古记录中纸背有骑缝印这一事实，作伪者极有可能又是将纸背已经裱好了的背纸用某种动物皮（一般使用鹿皮）轻轻搓开再钤上印章及花押，这就导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古卷本不该存在的油脂瘢痕（如图13所示）。

另外，皇侃疏卷六残本原本之印既然与《史记·河渠书》残卷无关，那么，《史记·河渠书》残卷的花押也就不可能出现在皇侃疏卷六之上，这些仿真的花押，弄巧成拙，反而成了我们判断今存本非原卷真本的证据。

四

今存庆应本卷六所加盖的古印及花押虽然源自《史记·河渠书》残卷之伪印记及伪笔，但其极有可能是藤原贞干据壬生家古本所钞录下的摹写本，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其卷轴本身虽无多大文物价值，但其文本却至少保存了唐代中期之原貌，仍具有不可估量的文本价值。接下来，笔者打算探讨另外一枚古印的判读以及其是否为藤原贞干摹写本之可能性。

江户时期古记录中都谈到，皇侃疏卷六原卷纸背钤有两枚古印，其一为“藤”字印（图6）。其实，另一枚古印在《博爱堂集古印谱》（图14）和市岛春城所集古印表（图15）中分别有所摹写，而且极有可能就是庆应本卷六仿照之原印。

如果长谷川延年是根据今存庆应本卷六所钤的19枚印影（图16）来摹写此印的话，显然无法得出如此清晰的印文。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乃后世作伪者先是根据长谷川延年的印样进行模刻，之后为了营造出一种年代久远的氛围，再将模造印敲损，使得印文更加漫灭，无法判读。

根据长谷川延年及市岛春城留下的两枚印样（图14、图15），可以看出此枚古印文极有可能是“经（？）大仁印”，考《隋书·东夷传·倭国传》云：“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无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此枚印极有可能就是“大仁”官印。而藤原贞干所谓的“八百余年”写本、庆应义塾大学论语疏研究会根据本文校勘来得出此本文本系统属于南北朝末隋写本的结论，都可以从这枚古印上得到论证的。而且，这也应该是早在倭国时代，宫廷内官就已经有了抄录并学习儒家经典之最为可信的证物。其对于东亚汉籍传播史乃至日本古代文明史之研究，更具有无上之史料价值。当然，这也还需今后做进一步的考实。

另外，笔者之所以认为庆应本卷六极有可能是近代书商在江户摹写本加上伪印及伪花押所制造的伪本，是根据上引藤原贞干稿本《好古杂记》中的记录，《好古杂记》卷头记云：

余四十年来所观典籍及书画器玩，记其目者，勒为三卷，不及净写，于一友人家逢戊申大火，寸楮不存，更令录其终不能忘者与火后所观之一二，名曰好古杂记，以备遗忘云。寛政七年岁次乙卯至日贞干识。

而根据藤原贞干《无佛斋手简》所收其宽政四年（1789）三月十九日夜写给立原翠轩（1744—1823）的信可知，其是于宽政五年（1790）二月到三月之间访得此本的，其文云：

近已将古本尚书借予栗山子，欲观可趋江户。

论语皇侃疏古本的年代较古本尚书时代更早，您可随时来同观。

此乃宽政七年（1792）藤原贞干因稿本烧失而重写《好古杂记》三年前之事了，因之可推测藤原贞干在写《好古集记》有关皇侃疏卷六残卷极有可能是根据手边的残留的某些文献或摹写本所撰成的。而藤原贞干死后，其所藏资料及摹写本大部分流入了古书店竹苞楼，今庆应本卷六或也就是其中一本。不过，这也只是笔者的一个推测，亦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考实。

综上所述，本文从3个角度论证了庆应义塾图书馆新藏《论语疏》卷六作伪之可能性。首先，该卷所采用的纸张为楮纸，具有日本古纸的特征。其次，该卷所钤的“藤”字印与江户时人所摹写的《论语义疏》“藤”字印皆不相同，却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史记·河渠书》残卷（实乃江户古笔家鉴定错误的写本）中的印样高度一致，甚至包括印章角度和花押都全然相同。最后，该卷所钤的另一枚古印，极有可能是“经（？）大仁”印，由此可见日本在倭国时代，宫廷内官已经开始抄录、学习儒家经典。本文的推断如若能够成立，庆应义塾图书馆藏《论语疏》卷六的文物价值便会大打折扣，但也能为东亚文明的早期交流提供史料上的重要证据。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58-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