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于1898年，挖掘于1959年，是新疆地区发掘晋唐墓葬数量和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存，其中唐西州的官府文书内容，涵盖户籍、赋役、军政、交通及司法等多个方面，书风是相较于民间书风更为实用的面貌，流露着明显的二王遗意，官府文书直接服务于整个王朝行政管理，因此突出了书法的实用性。

吐鲁番出土西州文书中的二王遗意

唐牒残片

唐西州（640—792年）

在唐代西州的官府文书中，体现出书法审美的范式，都是可以朔源的。通过对文书用笔、结字、章法的分析，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风。这种二王遗意，在官府文书的实用书写中表现为“快写下的行草化”与“实用书写中的帖学意味”两个方面。

唐某年西州晚牙到簿

唐西州（640—792年）

（一）快写下的行草化

西州功曹牒为检报乖僻批正文案事

唐仪风三年九月（678年）

吐鲁番出土的西州文书中的二王遗意，首先体现在用笔方面，多以尖锋入笔，一改楷隶杂糅的生硬，体现了连带时的生动流转；结体上，迎合字体本身的特征有宽绰也有纵长，通过结体的多变营造体势的生动；章法上上下字之间紧凑，行气贯通，文书会根据内容来进行分行。

唐何延相等户家口籍

唐西州（640—792年）

文书中大量常用字（如“年”“月”“日”“牒”“事”等）的起笔多承接上字收笔之势，顺锋顺势入纸，已明显带有行草意味，形成了如王羲之《丧乱帖》中常见的尖锋入笔。字内部的转折处，多用圆转或折锋，点画之间由细若游丝的牵丝相连，使孤立的点画构成了动态的点画结构。

在快速行笔中，书写者往往不再刻意追求单字的绝对平稳，字势普遍向右上倾斜，中宫紧敛，左右舒展，呈现出二王一脉特有的“欹侧生姿”。同时，由于行书的惯性，前一字的末笔往往暗合下一字的起笔之势，纵向的行气贯通，整行字如行云流水，深得东晋文人尺牍中流利、洒脱的遗绪。

高昌县赵度洛等授田簿

唐西州时期（640年）

西州文书中的行草化，是一种建立在实用需求基础上的“快写”。它既保留了官府文书所需的辨识度，又吸收了行书体系中便于连续书写的笔势特征。因此，其本质上属于行政书写与二王书风相结合后的新体现。

（二）实用书写中的帖学意味

《石染典过所》

快写下的行草化展现的是二王书风的神韵，那么在一些登记、契约、户籍等相对规整的实用书写中，则体现出一种静态的、向中原经典法帖靠拢的“帖学意味”。在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崇王，上行下效使得《兰亭序》《集王圣教序》等法帖成为了天下读书人与官吏学习的最高范本。这种主流的帖学审美，也传播至西州。

《石染典过所》（局部）

在出土的西州《石染典过所》文书中，整体章法具有明显的行气意识，虽然其书写目的主要服务于行政事务，但字与字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笔势与空间形成呼应关系。尤其在簿籍及连续性较强的牒状文书中，这种行气贯通表现得尤为明显。

《石染典过所》（局部）

这种帖学意味的出现，说明西州官府文书并非单纯停留于实用书写，而是已经受到中原二王主流书风的影响。

二王书风在西域的传播，并不仅存在于士人审美层面，也进入了行政书写之中。因书写速度的重要性，在文书中很难体现整体章法的细致经营，也没有“魏晋风度”的流露，但通过与地域性的融合，唐代西州的官府文书孕育出了二王遗意的别样面貌。

（本文节选自2026年《书法报》第23期14版《边疆公文中的二王遗意——以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官府文书为中心》，作者孔姝涓，责编印兆麒，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