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自言上中学时就喜欢玩碑刻拓片。其原因说得浅一些，就是过去读书人讲究写字，以免字写得太难看遭人笑话。说得深一点，黄永年先生自小生长的江苏常州，自然属于“江南财富第，东南人文薮”的文化中心地域，科举文化之下，学而优则仕，考试则更是要求写好字的。

从学术收藏研究源流上来看，真正引导黄永年先生进入碑刻学殿堂之门的是清末曾任甘肃学政的苏州学者叶昌炽。叶昌炽有一部讲自己如何搜罗石刻拓片的日记《督缘庐日记》流传下来，后来经过摘要印行，就是著名的《督缘庐日记钞》。叶昌炽还刻印有一部笔记体的碑刻学专著《语石》（图1）。黄永年先生曾对叶昌炽这两部著作《督缘庐日记钞》及《语石》下过工夫。

名师出高徒，黄永年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已具有相当高的碑刻鉴别水平，即于1947年8月17日撰写《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以及1948年8月30日撰写《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两篇文章。

前者指出：任乃强先生误引康有为论唐《樊兴碑》文字为论汉巴郡太守《樊敏碑》文字，因两碑均有樊府君之称。后者则是黄先生在对叶昌炽《语石》用功的同时，也发现叶氏的某些说法不能成立。原来，黄永年先生在1945年11月去常州某旧书店见到一册旧拓的《李思训碑》，借归细读之下，认定其与叶氏所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叶氏的所谓宋拓本是从同一种石刻上打下来的拓本；而且都是翻刻的伪本。黄永年先生在1948年8月30日撰写的此文中使用了清儒的校碑读碑之法，铁证如山，挑战清末民初的金石大家、《语石》著者叶昌炽的权威。

黄永年先生与碑刻学的另一因缘际会，则在于1956年随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西安。关中为唐碑志渊薮，由于地缘关系的便利，北朝隋唐石刻拓本不断被先生收藏，如《南窟石寺碑》、《晖福寺碑》、《马天祥造像记》（图2）的初拓本、原石解放后已烧成石灰的《唐王忠嗣碑》、1950年出土的《唐道德寺碑》初拓本，有关二代尼姑在隋唐宫廷里的活动，碑阴还刻有精美的尼姑们的线刻画像。黄永年先生本人的碑刻拓片收藏自此后日富，他还收藏有一方交换得来的中唐人陆某墓志原石，《八琼室金石考证》著录，石质坚韧，泛着墨绿色光泽，就放在先生书桌下。而且他的藏品多有复本，如《苏孝慈墓志》（图3）、《李文墓志》拓片都有数本之多。且多写有鉴赏题跋，并深入发掘其史事。

黄永年先生与供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门董理碑刻拓片的李果（字子春）先生交好。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安以及关中地区有大批墓志发现，尤其昭陵出土若干唐碑唐墓志，都是当时的显贵墓志，非千唐志斋藏品多为普通官吏墓志之比。“文革”前李氏专门整理墓志，已全部完成录文并考释，惜未刊行。黄先生曾说：“千唐志斋大多是无名小卒，不像此地昭陵，一出土就是高水平的。”确实，黄永年先生藏《唐王大礼墓志》，书者敬客师，与撰写《王居士砖塔铭》为同一人，书法精美绝伦；藏《刘濬墓志》事涉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启功先生曾为其所藏拓片题诗。

黄永年先生还与以收藏汉碑拓片著称的谢国桢先生过从密切，1977年曾在谢先生府上那小小的两房一厅居室中欣赏过谢先生那“满坑满谷”的汉碑旧拓宝藏。并且说解放前自己在上海见过一些汉碑明拓，价钱贵得不敢问津。后来黄先生又经谢先生介绍，到北京故宫欣赏故宫藏品，与典守者马子云、施安昌先生往还。

1995年12月《碑林集刊》（三）发表《碑帖丛谈》一文。黄先生在《碑帖丛谈》中对自藏乾隆以前旧拓《爨龙颜碑》（图4）有论述，十分自豪地指出：《爨龙颜碑》用道光本（道光年间大学者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拓了送给金石鉴藏家刘喜海拓本）和它比勘，道光本比它损泐得较厉害的多至15字，小小损泐的更多至六七十字，应是乾隆以前的旧拓。而且重墨精捶，字口清晰，正如启功教授在跋语中所说：“即使可考诸字不存，犹将称善本，况此诸字未损者乎!”今人张生《善本碑帖录》说北京文管处有陈文伯旧藏明末拓本，但据所附图版和这个本子相比勘，区区一开30字中竟有“都县侯君”、“略敦纯懿”、“弘度”、“南”、“不”、“子”共13字较这个本子损泐，可见其时代在后，绝非真拓于明末。有趣的是，此乾隆以前《爨龙颜碑》旧拓，黄永年先生在西安只花了两元钱就买到手了。

至于碑刻拓片史事考证，虽然重视清人的研究成果，黄永年先生的藏书中颇有一些清人金石著作善本，但老先生过于强调探微发覆，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并不太多。可是一旦刊布则多新义。如黄先生曾以一方隋代《邓□墓志》所载职官考证府兵制衰败，画龙点睛之笔，这是编辑《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的前辈赵万里先生做不到的。再如，他以1972年在西安买到的《明碧峰禅师塔铭》拓片考证《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法力无边的金和尚的事迹。值得庆幸的是黄先生毕生收藏碑刻拓片的心得，1986年曾以文言写成《碑刻学》一书，油印行世，共24000余言，为这门学科创立了体系。日本访问学者气贺泽保规曾跟随黄先生学习碑刻学，后来曾翻译此书为日文在京都发表，并高度评价黄先生为中国碑刻学研究的先行者。一般说来，日本学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是比较多的，但中国学者的中文著作译为日文则比较罕见。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此书的推重。《碑刻学》在国内后来也特别受到重视，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是也！

黄永年（1925～2007年），江苏江阴人。生前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