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决定迁都洛阳，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于洛阳营建东京（大业五年改为东都），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那么，问题来了，杨广为何要迁都洛阳，而不是继续定都长安呢？

一

首先，这是出于战略控制的考虑。众所周知，长安偏处西北，难及时应对山东、江南地区的叛乱。与此相对应的是，洛阳居中原腹地，“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便于号令四方、快速调兵。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洛阳和长安比起来，因为地处天下之中，容易成为四战之地，况且平原之地还无险可守。所以，在古代历史上，定都洛阳的割据势力，往往很难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不过，杨广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皇帝，并不在乎这些。

二

其次，从经济支撑方面考虑，关中耕地萎缩、漕运艰难，难以供养京师。进一步来说，关中平原虽称“沃野千里”（如汉代司马迁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但适宜耕作面积有限，秦汉以降都城人口激增（长安盛时超百万），加上驻军、官僚消耗，本地粮产（“所出”）始终跟不上需求。

与此相对应的是，洛阳邻近富庶关东与江南，可通过新开通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高效南粮北运，保障粮饷。同样的道理，自唐朝之后，不少朝代就选择定都洛阳和开封，这显然就有靠近富庶关东与江南的考量，也是因为长安地区的衰败所致。

三

再者，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关陇军事贵族盘踞长安，掣肘皇权。更为关键的是，隋文帝杨坚在位后期，本就有废掉杨广的打算，也即杨广的即位是存在争议的，这促使其更容易遭到关陇贵族的掣肘。于是，杨广迁都洛阳有助于跳出其势力范围，削弱门阀影响，推动科举等制度改革。

同时，地理与象征方面，洛阳自古为“王畿之内，天地所合”之地，杨广登邙山观伊阙后赞其“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既承周汉旧都正统，亦契合其“成霸业”的抱负；部分记载亦提及术士谶语（如“木命避雍州”）影响决策，但属辅助因素。

四

最后，对于隋炀帝杨广来说，迁都诏书（大业元年，605年）明确强调“洛邑自古之都”“水陆通、贡赋等”，实为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非仅享乐或个人偏好。新都与大运河同步推进，共同构建以洛阳为核心的王朝运转体系。

不过，在迁都时，隋炀帝又注重洛阳的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加上他又兴修大运河等工程，导致隋朝百姓不堪重负，从而纷纷起兵反抗。从这一角度来看，隋炀帝迁都，反而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换而言之，如果隋朝继续定都长安，或许能够在大范围起义中多支撑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