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取代明朝的历史节点上，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汉族士大夫的命运也随之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类是以金之俊、陈明夏、钱益谦为代表的顺民派，他们面对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看清了明朝已经摇摇欲坠的局势，于是从忠诚于明朝的臣子，迅速转身成为清朝的臣服者；另一类则是以徐汧、朱舜水、王夫之为代表的誓死不从派。在国家覆灭、家国破碎之际，他们或以身殉国，或力图复国，即便知复国无望，也宁可隐居山林，拒绝与清廷妥协。这份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华士大夫精神中最令人敬仰的一面。

明朝遗臣徐汧，在苏州城破之时，依旧正衣冠，投虎丘桥下死，这种以身殉国的行为在现代人眼中或许显得迂腐，但其誓死不降、宁死不辱的精神却让人肃然起敬。浙江人朱舜水，面对明朝统治四分五裂后，漂泊于泰国、日本、越南各国，企图凭一己之力筹集兵力复国，却终无所成。他拒绝成为清朝顺民，客居日本终老。湖南人王夫之，在清军南下之时组织抗击，虽然终因势单力薄而失败，但他坚持终生不剃发，坚守明朝遗臣身份，栖身苗徭山洞，以明朝遗臣王某之墓自铭，显示出一份令人动容的忠义。

汉族士大夫为何在清朝入关后表现出强烈的反清心理？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与民族因素。首先，清朝是异族统治者——满洲女真族，而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曾给宋朝带来浩劫，清军入关后的屠杀与掠夺更让汉族民众心生痛苦。其次，清初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反复无常，先有顺治初年的优待与笼络，恢复科举、举荐名仕；而随后顺治年间，随着政权稳固，政策开始收紧，科场大狱、庄氏《明史》案、通海案、奏销案等不断发生，使得士大夫对清廷的不满逐渐加深。

康熙帝即位后，深知士大夫掌握民心，若士心不稳，又如何稳固天下？他明白，士心只能巧取，而不可豪夺，于是推行了一系列对汉族士大夫的宽厚政策，以迎合他们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儒家思想在汉族士大夫心中至高无上，康熙帝对此深谙其道。1669年四月十五，康熙帝亲率礼部大臣至国子监视学，举行临雍大典，以示尊儒。他恢复孔子、孟子、曾子后裔入国子监读书的圣裔监生例，并特意让孔兴询等十多人前来读书。在鳌拜下台后，康熙更是竭力尊儒，在宫中修建传心殿，用于祭祀孔子。

1684年，康熙帝南巡时亲临山东孔庙，三叩九拜，亲自参谒。从此，每次外出巡视，康熙都会为地方孔庙及学府题写匾额。这些举动不仅提升了清廷在汉族知识分子心中的形象，也彰显出康熙拉拢士大夫、稳固统治的诚意。为了顺应士子的习惯，他甚至调整科举制度。早在康熙二年废除的八股文科举制度，考虑到士大夫的接受度，又被重新恢复。对汉族民俗的尊重同样如此，原本满族不裹脚的习惯，康熙废除裹脚禁令，迎合汉族士子喜好。

对于那些名望显赫、才学出众、顽固不化的士大夫，康熙帝采用宽容忍让的策略，而非硬性压迫。顺治年间，浙江总督张存仁曾建议，通过科举取士来消解士子的反清心理，从而不费兵力。康熙采纳此策，大量开科举，以笼络汉族人才。然而，这种方法主要对一般士子有效，而那些名望卓著、学识渊博的士子仍坚持自我原则，反清情绪浓烈。康熙通过征荐结合科考的方式，逐渐吸纳他们进入朝廷服务。

康熙十五年，清廷平定三藩战役取得关键胜利，明朝复国希望彻底破灭。康熙乘机推出博学鸿儒科，以举荐与科考并行的方式，广征贤才。他在谕旨中指出：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所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各地官员开始大规模寻访人才，被征荐者无一遗漏。最终170多人参与考试，享受优厚待遇，显示皇恩浩荡。 次年，康熙亲自主持考试，出题量身定制，力求简易以便士子应对。考试仅有一篇文章与一首诗，最终录取30人，授予翰林之职。部分士子诗作语句不通、押韵不佳，仍被录取，无锡士子严绳孙因不愿入仕，只敷衍作诗，却仍被录取。他骑驴赴任，以示对朝廷的蔑视。然而，两年后，康熙任命其为日讲起居注，接触皇帝、职务荣耀非同小可。严绳孙因此态度转变，工作勤勉，退休后还以词《南乡子》表达对朝廷知遇之恩：九死从今总负恩。 在康熙帝宽大、无为的政策感化下，大部分汉族士大夫逐渐归顺，为清朝效力。他们从最初反抗，转而维护统治，士心与朝廷相合，获得百姓支持。至康熙末年，清朝社会逐渐稳定，民心归顺，清廷的统治基础得以稳固，士大夫成为民心的桥梁，历史车轮在这一时期缓缓驶向平稳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