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铁券，其实原本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铁片，但在古代，它承载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之意。皇帝凭借自己的权势，将这冰冷的铁块赋予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使它成为大臣们梦寐以求的珍宝——也就是俗称的免死金牌。在无数古装影视剧中，我们都能瞥见它的身影。然而，这种铁券并非凭空出现，它是中国封建王朝独有的产物，最早诞生于西汉建国时期，由汉高祖刘邦首创，成为封赏功臣的一种独特制度。

此后，几乎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沿袭了铁券赏赐的制度，形成一种固定的政治惯例。唐高宗李治和女帝武则天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究这两位帝王在掌权时期，如何运用铁券来维护权力与政局的稳定。

封建王朝为何要颁发铁券？其核心目的在于论功行赏、稳固人心。自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起，为嘉奖功臣而赐予铁券，这一创举不仅开创了历史先例，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到了唐朝，免死字样真正被铭刻在铁券之上。表面上，这块铁券既非黄金白银，也非高官厚禄的凭证，但它所承载的意义却非同凡响——持券者及其嫡系子孙可享免死之殊荣。这样的保障，是任何财富与权力都无法替代的。死亡是人类最深的恐惧，而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的贵族来说，铁券更是一种至尊无上的荣誉，他们视之如同祖宗般供奉。

然而，铁券也像一条无形的紧箍咒。即便手握免死金牌，仍有人因触怒皇权而丧命。这并非铁券本身失效，而是持券者自身不懂收敛所致。纵观历史，许多功臣能够善终，是因为他们懂得低调处世。乍看之下，所谓免死金牌似乎在皇权面前形同笑话，但事实并非绝对。例如武则天时期的铁券颁赐，受封者最终都能善终。换句话说，铁券更像是一种提醒——它告诫持券者必须谨慎行事、低调做人，才能在权力漩涡中自保。

历朝历代因铁券而被杀者，无一不是仗着功劳放肆的人。他们行为张扬、威胁皇权，最终踏上不归路。反例亦在史册，如卫青虽然没有铁券，但凭其功劳与地位，实质上也享有免死待遇；郭子仪获得过铁券，《旧唐书》中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他之所以能够善终，正因深谙进退有度，从未仗功行事，最终成为四朝元老。

唐高宗时期，史书记载共颁发铁券61块。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为奖励功臣，特赐17位开国元勋丹书铁券，其中包括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铁券的颁发，是封赏立下重大功劳之臣的至高荣誉，因此在和平时期极少封赏。唐高宗李治时期，仅有一次颁发铁券，这次并非为了嘉奖功臣，而是出于安抚藩属国、稳固局势的考量。

新罗国曾向唐高宗李治求援。公元619年，高句丽主动向唐朝称臣，促使邻近的新罗、百济也纷纷纳贡。唐高祖李渊册封三国君主为高丽王、新罗王、百济王。三国主动称臣，既希望保障自身安全，又企图通过朝贡获得唐朝回赐的利益，更为关键的是，当国力不足以自保时，可请求唐朝援助。唐朝此举也意在让三国相互制衡，避免局部战乱分散中央精力。然而，三国长期互有仇怨，矛盾积累已深，不可能轻易妥协，形成了彼此角力的复杂格局。 唐高宗颁发铁券，则是为解决这种复杂局面。新罗国面临高句丽与百济的夹击，若单凭自身力量，很难抵御入侵。唐朝初期并未直接出兵，而是以天朝上国身份干预，要求两国遵守和平。然而高句丽并未听命，激发了唐高宗灭高句丽的决心。公元660年，李治率十万水陆大军出征百济与高句丽，百济迅速灭亡，高句丽孤军奋战，直至公元668年方被彻底消灭。在此过程中，百济残余势力与日本合作，威胁新罗安全。唐朝趁机以铁券干预，促使百济与新罗达成和平协议，稳固局势，为最终灭高句丽奠定基础。

武则天时期，铁券的运用更具政治智慧。公元683年底，唐高宗李治驾崩，却在遗命中将军国大事交由皇太后武则天掌控。当时太子李显已成年，但李治仍如此安排，背后暗含深意，显示他对武则天的信任。公元690年，武则天继废两子之位后登基称帝，但江山未稳，仅靠强硬手段难以长久。她意识到，单靠杀戮无法维系政权，于是采取策略，支持武家与李家联姻，并通过铁券将李家与武家的和谐誓约铭刻于明堂中央，时时提醒双方维持和平。

此外，武则天还利用铁券安抚番族。自先秦以来，边疆番族多凭实力调整对中原的态度。吐蕃王国崛起后，持续威胁中原。公元637年，吐蕃打败吐谷浑政权，唐朝与其直接对峙。唐太宗时期，通过和亲暂缓冲突，但战争未彻底终结。公元695年，吐蕃将领赞婆投靠唐朝，武则天为稳固边疆，不仅给予丰厚赏赐，还颁发铁券，最终赞婆成为唐朝守将，为边防稳定立下功勋。

总的来看，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铁券颁发，虽对象与形式较前朝有所不同，但目的始终一致：借助这一象征权威的铁片，稳固统治，确保政局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