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朱元璋在彻底剿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的势力之后,稳固了自己的政权,南方广袤的土地不再有任何隐忧。身为一位雄心勃勃且深谋远虑的君王,他自然不满足于偏安一隅。于是,北伐的计划迅速被提上日程,成为他实现统一大业的重要一步。 纵观中国历史,自南向北的北伐屡见不鲜——从东晋祖逖的北伐,到南宋隆兴北伐,无数文献都记载过这样的战争。然而,真正能够取得胜利的却寥若晨星。北方的黄河天堑与严寒的气候固然是一大障碍,但更关键的,还是实力与资源的掣肘,使得胜利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对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政权而言,这次北伐承载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北伐策略的讨论中,虽然急先锋常遇春提议长驱直入,直捣黄龙——元大都,但朱元璋没有采纳这一激进方案。他反而展现出极为审慎的战略眼光: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拔除潼关,然后再兵指元大都,最终西进平定陕甘。这种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策略,无疑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君王的远见卓识与超凡分析能力。 时至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统率25万大军北上。徐达与常遇春,这两位明朝开国勋将,堪称朱元璋最信赖的左右手。朱元璋曾赞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称常遇春开拓之功七八分居其上,二人更是位列明初开国六公爵(常遇春早逝,其子承袭爵位)。 然而,两人虽同为勇将,却性格迥异。徐达善于统筹全局、筹划战略,而常遇春则以勇猛冲锋著称。北伐中,这种性格差异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徐达掌握战略全局,常遇春冲锋陷阵,形成了黄金组合。在严密的计划部署与精良的将领辅佐下,朱元璋更强调军纪,他特别叮嘱士卒切勿杀掠,以团结民心、赢得汉族百姓支持。 北伐自1367年十月底展开,捷报频传。短短四个月,明军攻下山东,徐达挥军西进,分兵两路迅速攻克河南的汴梁、许州、南阳等地。元朝的防线接连崩溃,朱元璋亲临汴梁督战,稳住了战局。当徐达建议直捣黄龙进攻元大都时,朱元璋认定时机已到,遂在冯胜、何文辉、郭兴等部驻守要地的保障下,徐达率军挺进大都。 此时的元朝危机重重,北方失守、河北、通州告急,主将王李思齐等被隔绝在西北。明军一旦渡过黄河,元顺帝携太子和后妃仓皇出逃,从北京建德门出走,经居庸关抵达上都开平。而七日之后,徐达攻克大都北平,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彻底终结。 朱元璋的战略计划继续推进:徐达、常遇春调兵西进,配合冯胜、汤和,先后攻克山西、陕西、甘肃,元朝李思齐、张思道等部主力被歼灭殆尽。两年的北伐结束后,明朝实现对中原和西北的实际统治。目标随之转向大都开平,力求一鼓作气。 然而在开平之围中,徐达却只围三面城墙,故意留下北面通道,让元顺帝可逃往蒙古草原。这一排兵布阵让常遇春大为恼火,他认为这是错失建功立业的最佳机会。但徐达平静回应:虽为夷狄,然久主天下,吾主焉加之?杀之不宜,封之亦不合,故纵之最妥。(《冯梦龙·智囊全集》)徐达的用意清晰明了:元顺帝虽为外族,但毕竟继承正统,不宜随意处置。 徐达的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事实上,《明史》中记载朱元璋亲赴汴梁时,曾与徐达讨论元顺帝的归宿,他也有将其放归塞外的意思。《元史》中亦提及元顺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显示双方心照不宣。更深层的考量在于,为保证明朝的继统平稳,尊重元朝正朔、继承其政治遗产,才能顺利过渡。朱元璋起兵反元,却又承认其统治成果,正是出于这一战略考量。徐达的果断与宽容,不仅体现了其卓越军事才能,更展示出他对大局的深刻理解。正因如此,徐达不仅战功赫赫,更在明初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成为明初六国公之首。这场北伐,不只是军事胜利,更彰显了朱元璋与其将领的智慧、胸怀与战略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