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希希执导的明朝历史剧《山河明月》最近正式播出，剧中不仅重现了若干耳熟能详的历史片段，也加入了不少与史实有所出入的情节，这自然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不过，毕竟电视剧是文艺创作，大家也无需对其过于苛责，可以以更宽容的心态去欣赏。

在剧中，太子朱标有意重用叛将盛庸，而燕王朱棣却认为盛庸是个反复小人，力劝大哥不要轻易起用此人。朱标却以弟弟年纪尚轻为由，要求朱棣先抄写五十遍《魏武三诏令》再来商讨此事。随后，朱标将此事上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对太子的处理颇为赞赏，也间接表达了对《魏武三诏令》的认可。

那么，剧中屡次出现的《魏武三诏令》究竟是什么？为何能够得到明朝第一位皇帝与第一位太子的双重肯定？本文不讨论电视剧的创作，而是想和大家聊聊曹操这道影响中华千年的魏武三诏令。

一、朝堂惊雷：曹操的第一道求贤令

《魏武三诏令》诞生于东汉末年，其创作者正是魏武帝曹操。不过，这并非一份普通的文书，而是曹操颁布的三道求贤诏书的统称。这三道诏书可谓划时代之举，对后世帝王用人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操早年颇为幸运，他原姓夏侯，后来被过继入曹家。二十岁时，通过举孝廉进入郎官行列。黄巾军起义爆发后，他以镇压义军而积累经验；董卓篡权时，他再次起兵征讨，逐步崭露头角。建安元年，他迎回汉献帝，随后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从此统一北方，官至丞相、封王，挟天子以令诸侯。

然而，好景不长，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遭遇重大挫败。据《三国志·武帝纪一》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操兵强马壮，却遇上孙刘联军，加之天时不利、疫病频发，最终败退。这场失利成为他掌控汉献帝后的最大挑战，也促使他进行全面反思。

正是在这一年，曹操写下了传世名作《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深刻意识到，天下枭雄之争，本质上是人才之争。而孙权、刘备早已在广纳贤才，如何获取并留住人才，成为曹操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了第一道求贤令，也就是《魏武三诏令》中的首条诏书，其内容大意是：自古中兴之君皆需贤才相辅，贤才不会自动送上门，君主必须主动寻之。曹操强调，此乃特求贤之急时，并列举三则典型事例以佐证其理念。

第一，齐桓公得管仲而霸业成。此例强调人才的主动性，有人推荐，君主方可受益；第二，周文王在渭水之滨遇姜尚，凸显人才的偶然性，若非机缘巧合，成就难成；第三，刘邦重用陈平，即便陈平曾有盗嫂受金之事，但依然能辅佐汉业，说明品性与才能可分。

曹操的首道求贤令，其核心思想非常明确：在非常时期，用人应唯才是举，道德次之。这在当时可谓颠覆传统，从东汉以来的举孝廉模式中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为后世君主提供了全新选人思路。

二、招贤令的升级：曹魏的创新实践

建安十九年，西凉马超起兵，孙权进攻合肥，刘备攻打益州，曹操逐渐意识到，统一天下难度极大，连已掌控的半壁江山也受多方威胁。于是，他渴望人才的心情愈发迫切。 这时，曹操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其核心内容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行。即便陈平曾盗嫂受金，苏秦曾不守信，他们依旧能成就大业。曹操的思想直白而务实：只要有能力，不论背景如何，都值得被荐举。此举无异于强调天生我材必有用，极具现实主义色彩。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已感知自己身体衰退，他颁布了最后一道求贤令，提出不仁不孝亦可用，并列举了陈平、吴起等人的事例，强调即便品行有瑕疵，但只要能成就大业，皆可重用。三道求贤令合而为《魏武三诏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德才兼备选才理念。 曹操发布《魏武三诏令》有多重考量：一是为底层及有污点人才开辟上升通道，吸纳更多可用之才；二是稳固自身权力，削弱旧臣势力，恢复元气后再次称霸北方；三是为曹丕奠定明确取士标准，确保继承顺利，曹魏王朝得以建立。 三、《魏武三诏令》的历史意义与争议 《魏武三诏令》打破传统选人模式，自然遭遇争议。其唯才是举的理念冲击了自西周以来的礼教传统，也引发了底层文化的不小震荡。曹操以能力为首要标准，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与霸道风格，虽然促使曹丕顺利称帝，但过分强调才能而忽略德行，也为王朝后期隐患埋下伏笔。 然而，笔者认为，应辩证看待《魏武三诏令》的价值。首先，它在人才紧缺时期提出唯才是举，并非完全舍弃道德，而是将道德优先级下调；其次，延续百年的举孝廉制度也有弊端，人才考察难免被操纵；最后，道德标准难以量化，而才能更易衡量，使选才效率大幅提高。这些都是《魏武三诏令》的进步所在。 综上所述，《魏武三诏令》影响了中华千年，它为古代用人制度开辟了新的渠道，同时也为封建王朝提供了实践参考。当然，选才需兼顾德行，唯才是举固然可行，但辅以严格制度约束，方能实现人尽其才、事半功倍的理想效果。正如《帝王家训》所言：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唯才是举不可否认，但规范使用人才，才是王朝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