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之所以能够击败突厥，却在用百万大军征讨高句丽时屡战屡败，其根源并非仅在兵力，而在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而这种决策又深受统治者心态的影响。 突厥的势力在隋朝面前极为强大，即便是在隋朝军力鼎盛的时期，也不敢轻易开战。面对突厥，隋朝表现出的是谨慎和敬畏，主要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高句丽则不同，由于它曾是汉朝的郡县，虽然后来脱离了中央统治，但隋朝总有一种宗主国的心理优势，因此对高句丽采取的是强硬手段。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强硬手段收效甚微。突厥虽然在前期被击服，但后来又迅速反弹；而高句丽，则给了隋朝一次沉重的教训。下面便具体分析。

对付突厥，由于军事上并不占优，隋朝主要采取分化瓦解策略，可以总结为四步：坑、蒙、拐、骗。（叙事顺序略有调整） 坑：隋文帝杨坚抓住东突厥内部的混乱，支持突利反叛都蓝可汗。突利虽败，但仍在河套地区建立政权，被册封为启民可汗，从而挑拨了东突厥的内部矛盾，使其分裂。当始毕可汗在位时，隋朝再施巧计，试图将宗室女子嫁给始毕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但叱吉不敢接受。始毕可汗得知后，对隋朝心生不满，暗流涌动。

蒙：中原王朝历来用和亲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让对方成为女婿，再用女婿不敢向岳父动兵的心理来蒙蔽他们。隋文帝时期，连续两位公主被嫁给启民可汗——安义公主与义成公主。尤其是义成公主，长年生活在突厥近三十年，辗转嫁与启民可汗及其子嗣。大业十一年八月，雁门被围之际，正是义成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可汗北边有急，始毕才在九月解围而去。 拐：公元600年，突厥都蓝可汗去世，西突厥屡次袭扰启民可汗及隋朝边境。隋朝坚定站在启民可汗一方，不仅出兵支援，如602年杨素率军追击阿勿思力斩获西突厥军队，夺回掠夺人口和畜群，还鼓励启民可汗诱降西突厥部落。到603年，多部西突厥部落叛变归附启民可汗，达头可汗西逃吐谷浑，从此消失于史册。

骗：隋朝右光禄大夫裴矩深知突厥人本性单纯，但由于中间有狡猾的西域胡人参谋，使突厥难以驾驭。裴矩通过设计，将史蜀胡悉诱至马邑互市杀害，使始毕可汗失去信任，从此不再向隋朝遣使朝贡。 通过这四招，隋朝在开皇到大业初期，将突厥收拾得服服帖帖。但忽悠突厥次数过多，也埋下祸根，最终引发大业十一年八月隋炀帝雁门被围的事件，可谓险些自食其果。

再说高句丽。高句丽自西汉末年建国至唐高宗灭亡，历时705年，是汉化程度最深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与中原王朝类似，它以农耕为主，拥有坚固的城池和强悍军队。对于这种已基本完成农耕化的政权，中原王朝手段有限，一旦操作失误，后果严重。这一点，从辽、金、夏甚至后来的清朝，都可见一斑。 隋朝对高句丽有天然心理优势，因此当高句丽不服管时，隋朝往往采取教训手段。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三十万大军水陆并进讨伐高句丽。然而陆军遇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断裂，疫病横行，被迫退兵；水军遇风浪，损失惨重，也不得不撤退。虽无功而返，高句丽王仍上表谢罪，隋文帝以宽仁示人，并未追究。

隋炀帝时期，连年发动三次高句丽战争。前两次因瞎指挥而失败，第三次尚未开打，高句丽便假意请降。高元王拒不入朝，隋炀帝筹划第四次征讨，却最终未能成行。连续征伐使数百万人丧生，也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隋炀帝的征伐引发的大乱，使华夏人口锐减至两百余万户，内乱不断，吐谷浑甚至返回故地攻打隋朝河右，郡县防御力大幅削弱，而东突厥则再次崛起，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盛况。 能制服突厥，隋文帝功不可没；灭不了高句丽，隋文帝父子都负有责任，尤以隋炀帝为甚。他一意孤行，心态欺软怕硬，局势因此失控。雁门被围之际，他曾承诺不再征讨高句丽，但解围后不仅未寻突厥复仇，反而继续计划征高句丽。此种出尔反尔之举，不仅失去民心，更削弱军心，结果便是硬的无法碰，软的也欺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