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论，的确有其合理之处。李自成的失败，恰恰揭示了他自身及起义体系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近代史学者在评述历史事件时，通常不会把朱元璋、刘邦归入纯粹农民起义的范畴——至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农民起义的初衷。然而，农民起义这一概念，本身是近代红色史学者引入的，若非农民出身或建立了封建政权的，便被排除在外。这也说明了这一概念的产生，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政治语境。 我认为，所谓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些自发性的、缺乏公共理想的反抗行动。这些起义者大多附属于盗贼、土匪等杂乱无章的黑社会组织。当他们聚集起来时，所追求的目的基本都是私利——满足食色之欲、报复恩怨，却不顾及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难以获得各阶层的认可和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建立政权的长远打算，作战方式多为流寇式的临时应付——能混就混，不能给予民众任何希望。人才的匮乏使得他们在与正规政府军的对抗中处于下风；缺乏成熟的战略与犀利的战术，部队人数虽多，但战斗力薄弱。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吸引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类人才，既无稳固的后方，也练不出百战百胜的精锐之师。 李自成与吴三桂的战争，正是这种弊端的生动写照。尽管李自成总兵力超过吴三桂及清军的总和，却未能形成压倒性优势；与吴方作战时人数占优，却在关键对阵中未能掌控战局；面对清军入关的攻势，更是因估计不足而陷入疲敝之境。清军乘机夹攻，数十万大军瞬间崩溃，从此屡战屡败，既不能坚守城池，也无法在野战中获胜，仿佛只能等待灭亡。历史上，以流寇式作战最著名的，当属黄巢与李自成。古代史学者评论时，多指责他们治国能力不足，而生活纪律与军纪却松弛至极。

反观刘邦、朱元璋，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刘邦入主长安，推行约法三章，赢得民心；朱元璋在夺取政权后，以平乱、救民为己任，严明军律，因而人才云集。这样的作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义。尤其是朱元璋，早年为郭子兴麾下将领，骑马作战英勇异常，号称勇将；在尚未得到张士诚、陈友谅之帮助时，就已在夺城争地中展现非凡声势，其政治、经济、军事才能之全面，远非李自成所能比拟。 近代社会中，存在具有政权意识而非单纯流寇性质的组织，典型如太平天国。然而他们依靠宗教愚化百姓，不被有识之士所尊重，同时又追求奢靡享乐，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缺乏绝对的领袖，这恰恰是起义者最致命的弱点。 李自成未能成为第二个朱元璋，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素质不足，这正如封建士大夫所言——缺少王气。

朱元璋面对的敌人是异族（此处无需空泛地谈何中华民族，当时蒙古即为异族），他的起义能够激发全体汉人的斗志。而李自成所处时代，地区间及个人贫富差距极大，他所针对的，只是明朝过时的制度，而社会对起义者的普遍看法是——这是一群没有自立能力、食不果腹的下层流氓。官僚和上层社会人士普遍不屑一顾，李自成面对的阻力比朱元璋时期要大得多。 社会基础的差异，使得李自成的起义军难以获得上层人物的认同。即便这些上层人物选择投降清军，也不会向李自成低头。 假如没有清军的干扰，李自成要想取得成功，也只有一条路——变革自身身份，从抢粮食的饥民领袖转变为掌握财富、拥有地位的绅士阶层代言人。

朱元璋的起义初期并未大放异彩，陈友谅等实力派反王暂时遮挡了他的发展。然而朱元璋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尽量避免与元军主力正面冲突，在稳步壮大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日后的政权奠定基础。 李自成则不同，他盲目向北京进发，缺乏固定的发展策略，显得随波逐流，且在事态掌控上稍显火候不足。明亡之后，南方残存明军尚存，北方有清军压境，李自成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无论李自成如何起义，都未触动江南那片生产力极高、经济富庶的地区。他纵横驰骋，却未能夺取实质财富，后勤供应捉襟见肘。为何不前往江南？难道不应奔向富庶之地吗？而朱元璋起家的地方，正是江南富庶地区，短短几年便能储备足够几十万军队的粮食。李自成能做到吗？明末灾情频发，无论他走向何方都难以获得粮食，只能不断奔走。

明末开放海禁后，江南原本的粮食产区大多转为棉、丝、茶等经济作物种植，本地粮食高度依赖湖广及北方调配。李自成起义的目的何在？粮食短缺，部队众多，消耗巨大，自然无法南下觅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