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实际上与司马光毫无关系。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王安石之所以未能完成理想中的改革，问题根本不在于司马光后来废除了变法章程，而是变法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将所有责任推到司马光身上，无疑是不公平的。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并未得到苏轼、曾巩等人的支持，他选择信任的却是吕惠卿、张惇这些人来主持变法。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人中并非人人忠诚。尤其是吕惠卿，他作为变法的核心人物，为了追逐宰相之位，竟然背叛了王安石，使其不得不下台，最终让变法成了历史笑谈。司马光上台后，只是清理了吕惠卿这样权力游戏中的心机之辈而已。至于政见上的差异，司马光确实与王安石完全相反，他是保守派的代表。想象一下，一个十几年如一日关在书房里专心写史书的人，你能指望他去进行激进改革吗？因此，司马光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变法的真正失败，是吕惠卿等人所造成的，再加上宋神宗在改革上的态度忽明忽暗，归根结底责任仍在王安石本人。

谈到王安石变法所任用的人，情况更令人摇头叹息。王安石的变法，本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具远见的政治尝试，如果顺利实施，北宋的未来可能会截然不同。然而，变法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司马光，这也反映出王安石在用人方面的短板。他所倚重的人，大多心术不正、只知权谋，而缺乏真正的才干。以吕惠卿为例，这位二号人物表面上支持变法，实际上只是看中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认为借此能快速升迁。他对变法的核心理念毫无理解力，从他后来主导变法的荒唐行为便可窥见一斑。最令人气愤的是，吕惠卿最终出卖了王安石，将二人之间的秘密书信公之于众，用来攻击王安石，从而使王安石被迫下台，吕惠卿如愿登上宰相宝座。可惜，他虽善于政治斗争，却缺乏治理国家的远见，最终潦草下台，而名声早已臭不可闻——谁还敢轻易与之书信往来，或建立私交呢？

此外，王安石还极为信任曾布，这位人才在变法中也有贡献。然而曾布一生几乎都是与人斗争的经历，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冲突和波折。王安石曾将他委以重任，参与变法，曾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改革。但在市易法的争论中，二人产生激烈矛盾，王安石将他贬至外地，从此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仕途生涯。宋神宗去世后，曾布与司马光等人再度产生矛盾，无法成为核心改革人物。宋哲宗即位时，他虽有重用机会，却与张惇、左仆射韩忠彦以及蔡京接连发生冲突，最终被贬至润州，孤独凋零。由此可见，这样一位满身斗争气息的人，根本不可能继承王安石变法的精髓，更无法有效管理百官、推行变法。

再看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也足以说明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商鞅之所以能够成功变法，固然与其个人能力相关，但更关键的是秦孝公不遗余力的支持。提出改革方案并不难，难的是能坚持执行。商鞅借助现成的《法经》，有了理论依据，但若没有秦孝公坚定的支持，他的改革同样无法成功。相比之下，王安石所面对的环境复杂得多。最初宋神宗支持变法，给予王安石充分的信任与权力，但随着反对声音不断增多，皇帝态度开始摇摆，甚至一度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王安石虽随后被重新任命，但宋神宗的动摇态度以及个人家事的变故，使得王安石无奈离开宰相岗位。这就说明，没有皇帝的坚定支持，变法根本不可能成功。无论策略如何偏颇，仅凭这一点便足以预示变法的结局。

总的来看，司马光及其保守派，只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出现，用以收拾残局。王安石下台时，变法已经名存实亡。吕惠卿、曾布虽有才干，却未将心思放在真正的改革上，加上宋神宗对变法持续怀疑，这场改革注定失败。高太后临朝执政时，司马光应运而生，其出现不过是北宋朝堂已经乱成一团的必然结果。变法半途而废，执行者迷茫不知所措，司马光只是在恢复秩序、清理残余的改革痕迹而已。虽然从历史角度看，这似乎是倒退，但北宋的衰落绝不能归咎于司马光。如果要追责，真正的责任，只能落在王安石本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