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从建国之初,北部边防便一直是悬在王朝头上的一把利剑。虽然蒙古大军在中原的锋芒被击退,但草原上的他们仍然虎视眈眈,实力雄厚,不可小觑。为了抵御北方威胁,大明在辽东、宣府、大同等地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被称为“九边”。九边之下,又分卫、所,再往下还有垒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网络,像一张巨大的钢铁之网,将北疆牢牢锁住。 这套防御体系固然有效,却需要大量兵力支撑。养活百万大军,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是一种沉重负担。聪明如朱元璋,他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实行军屯制度,给士兵土地和牛,让他们自己耕种。每名士兵最高可获得五十亩土地。边疆实行“三分守备、七分耕种”,而内地则是“两分守备、八分耕种”,以此大幅减轻国家负担。 为了让士兵安心驻守边疆,朱元璋还设计了周密的配套措施。他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军户不允许随意更改户籍,使军人世代守边。士兵的妻儿随军安家在军镇附近,家人陪伴在身边,既能安心屯田,也能专注守备。朱元璋的苦心终于收到了回报:洪武、永乐年间,军屯发挥了巨大作用,真正支撑起百万大军。朱元璋自豪地说过:“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然而,表面看似美好的制度,其背后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负担转嫁给了士兵。军户不仅要养家糊口,还得为军队提供粮食,压力自然不小。即便在朱元璋时期,军户逃亡的情况屡见不鲜。洪武三年十月的统计显示,逃亡人数高达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到了仁宣时期,军户逃亡已成为普遍现象;嘉靖年间,朝廷面对失控的军户,只能改用募兵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军屯的核心在于土地分配,但随着腐败盛行,许多士兵的土地被上级侵吞。再加上蒙古的频繁侵扰,一些土地根本无法耕种,士兵拿不到规定的五十亩,军屯制度逐渐崩溃。洪武、永乐年间,辽东的军屯粮食产量还高达七十万石,而到万历末期,仅剩十七万石,下降了约七成。首辅叶向高向朝廷报告时无奈地指出:现在的军屯,比嘉靖、隆庆年间减少了六七成。 晚明时期,朝廷财政因军费压力而捉襟见肘,光靠赋税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军队。朱元璋的军屯办法再次受到重视。熊廷弼主政辽东时,将恢复军屯列为重要任务,希望重现士兵自给自足的局面。他上书朝廷指出,辽东有大量闲置田地,每年可让八万兵员中三分之一从事耕作,粮食收获可达一百三十万石。理论上,这确实能缓解巨大压力。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熊廷弼在推进屯田时,遭到言官弹劾:朝廷花费巨资动员十多万军队,他却让部下埋头种田,未直接抗敌。面对压力,熊廷弼愤而递呈辞表,屯田计划也随之失败。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围困开封,崇祯帝已然无人可用,只能从监狱中释放孙传庭,让他平定起义。彼时朝廷空虚、财政拮据,崇祯给孙传庭的支持仅是三边总督的名义、两万两白银及数百京营士兵。眼看面对百万李自成大军,这些京营士兵腐化不堪、毫无战斗力,孙传庭心中明白,这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然而,孙传庭是能人,他想到恢复屯田制度。陕西的军屯土地早被豪强侵占,他先清查土地归属,再勒令豪强交回土地。李自成大军逼近,耕作已不可能,于是孙传庭要求豪强将土地折算成银两,迫使他们交出血汗财产。这在明朝敢向地方豪强开刀者,寥寥可数。凭借这些银两,孙传庭迅速招兵买马、补发军饷,几个月内竟整编出十万大军。孙传庭原计划多练兵再出击,但地方豪强怕他强大,散布谣言指控他拥兵自重,意图自大。孙传庭迫于压力,被迫出战,最终在潼关一战全军覆没,自己也英勇殉国。他的死,宣告了大明亡国的倒计时正式开始。 崇祯帝对屯田寄予厚望,但效果不佳。他曾疑惑地问道:“即屯田盐法,诚生财之原,屡经条议申饬,不见实效,其故何与?”屯田为何不能像朱元璋时期那样造福国家?朱元璋的杀手锏为何不再灵验?这个问题,其实崇祯应当更多地反思自己在朝政、财政与边防管理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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