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谭嗣同的信中充满了天真的设想,他竟将戊戌变法的希望寄托在英、俄两国的手中,仿佛只要交易成功,就能换来中国的振兴与改革。
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谭嗣同进一步提出,西部地区的战略价值有限,远不如割让变现来得实在。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李鸿章当年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理由相似,只是李鸿章从未提出过卖国土的方案而已。而不仅仅是谭嗣同,康有为也曾在言论中暗示出售西藏、新疆的可能性。晚清重臣孙家鼐曾当面质问康有为:变法经费如何筹集?康有为毫不迟疑地回答: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难以想象,两位维新志士竟然建议出售西北广袤的国土。幸而戊戌变法持续时间短暂,这些卖地的设想最终未被光绪采纳,否则中国或将失去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历史学者指出,谭嗣同之所以会有卖掉西藏、新疆等地的大胆设想,与他鲜明的反满情绪密不可分。据1940年编纂的《谭嗣同书简》序言记载,他骨子里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认同保皇路线,他之所以借助光绪皇帝行新政,仅仅将其视为实现理想的暂时手段。谭嗣同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折射出晚清维新派在历史洪流中的艰难抉择与深沉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