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雍熙年间,宋王朝怀揣着收复燕云十六州、统一天下的宏伟志向,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北伐战争,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雍照北伐。战争自986年(雍熙三年)3月4日宋太宗下达北伐诏令拉开帷幕,直到同年8月22日以辽国的胜利告终,为期五个多月。这场战役中,6月12日的歧沟关之战成为了整个北伐的分水岭,将战争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宋军攻势如虹,捷报频传;后期,辽军强势反扑,宋军全线崩溃,昔日的气势如虹转瞬化为落寞。
3月4日和26日,宋太宗任命曹彬、田重进、潘美分别率领东、中、西三路大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飞狐(今河北涞源县)、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西北)出师北伐,几乎动员了北宋最精锐的兵力,总计超过三十万人。出师之初,宋军锐不可当,尤其是中、西两路进展迅猛。 西路军由潘美主帅,杨业为副将,先锋则由杨业的儿子杨延昭领衔。4月20日,他们跨入辽境,迅速攻下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随后相继夺取朔州、应州,并于5月14日攻下云州(今山西大同),几乎掌握了山西的半壁江山。 中路军在田重进的指挥下,于4月26日在飞狐以北与辽军激烈交锋,辽军大败,其冀州刺史防御使大鹏翼等千余人被俘,斩首数千级。中路宋军借此势如破竹,先后攻下飞狐、灵邱、占蔚州,多次击退辽军反扑,稳固了胜利成果。 东路由曹彬率领的主力军最初也连连告捷,先后攻克固安、涿州、新城。然而,辽国主防幽州的名将耶律休哥采用灵活的防御战术,昼夜调遣轻骑伏击宋军、布下陷阱切断粮道,使宋军疲于奔命,粮草紧张。同时,休哥迅速向辽廷请援,肖太后立刻调派蒲领为南征都统,增派精锐禁军支援,并任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掌管中西路战事。辽军还派轻装部队防守平州沿海,严防宋军海上迂回。辽方全力以赴,使宋军在中、西路攻势受阻,东路也陷入被动,迫使宋军不得不撤回宋境以待补给。 5月26日,曹彬率军携五十日军粮北渡拒马河,意图决战辽军。6月12日,歧沟关之战爆发(今河北涿县西南)。宋军因疲惫不堪,加之主将曹彬等事先逃避战场,最终遭遇惨败。当夜,残余部队南渡拒马河,又遭辽军截击,溺亡和战死者数万人,弃戈甲如山丘般散落战场。歧沟关之战彻底改变了北伐局势,宋军从三路攻势转为全线溃退,辽军由防守反攻为主动进攻。6月下旬,耶律斜轸率军于定安(今河北蔚县东北)击败贺令图部,夺回蔚州,继而连克灵邱、飞狐,并击退潘美与贺令图的联合反击。7月26日,辽军攻取寰州。在狼牙村(今山西朔县西南),辽军设伏,杨业率部奋战多时,虽冲出重围,但因主将潘美失约,最终孤军受困,在陈家谷口负伤被俘并绝食三日而死,随行老将王贵、杨业长子杨延玉及其余将士全部战死。 雍熙北伐的失败对北宋造成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宋军失利使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彻底破灭,全国统一的梦想只能等到元朝才能实现。同时,战后宋廷内部形成主和与主战两派的争论,长期左右北宋的政治生活。对外战争的挫败,也促使北宋走上守内虚外的道路。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告诫左右近臣: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北宋在这种轻外敌、重内患的思想下,过度关注内政,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统治危机随之而来。 在军事上,北伐失败让宋军士气长期低迷,由攻转守,逐渐形成消极防御的格局。经济上,北伐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还刺激了契丹南侵,河北战火不断,北方经济遭受重创,军饷不足,民众负担加重。 在民族关系方面,北伐失败严重削弱了宋王朝威信。一些本有归附之志的少数民族,如女真族,转向契丹;原本与宋朝有矛盾的西北党项等势力更坚定地倒向契丹,与宋为敌,使北宋陷入极度孤立的境地,昔日统一天下的雄心,也在战火与失败中彻底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