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三大营,又称京营,是明朝中央直辖的精锐部队。曾几何时,京营的士兵立马燕然,威震大漠,在蒙古人的眼中,简直如同早期赛亚人见到弗利萨一般令人震慑。然而,风水轮流转,短短数十年后,这支曾经叱诧风云的军队却沦为蒙古人眼中的弱鸡,遭到满洲、蒙古甚至农民起义军的屡屡欺凌。究其原因,是庙堂权谋的扭曲,还是江湖势力的衰落?京营的悲剧,背后充满了历史的无情与制度的困境。
在明初的军事体系中,掌握兵马大权的并非外界熟知的兵部,而是名义上威风无限、实权却有限的大都督府。洪武初年,朱元璋创设大都督府以整合全国兵力,但到了洪武三年,他为了巩固皇权,撤销了大都督府,改设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负责全国卫所的兵籍与军政,但无权调兵,而兵部则掌管官员选拔任命。这样一来,理论上全国军权都落入皇帝手中。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年幼,而蒙古每逢新君登基便蠢蠢欲动,明廷不得不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兵部。土木堡一战惨败后,掌握兵部的文官权势渐大,五军都督府逐渐失去实权,沦为兵部附庸。自此以后,以文制武的弊端愈加显现,京畿士兵从帝国骁勇战士逐渐变成爹不疼娘不爱的丘八,而文官对军事的无知,则让三大营的战斗力像自由落体般骤然下滑。 卫所制度本是明朝的重要支撑。尽管宣德年间逃役频发,但朱元璋建立的全国卫所体系尚未完全崩溃。卫所独立于布政使司,从而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军政分离。即便五军都督府后来沦为兵部打酱油的部门,它依然存在,保障了京营的基本架构。京卫分内卫与外卫,内卫直属皇帝,外卫归五军都督府指挥。明初多以世兵制为主,但到明中期,卫所制度衰落,逃役情况不比地方军好多少。 土木堡之战前的正统十四年,京营缺员问题已相当严重。《水东日记》中,兵部给事中叶盛记录,当时五军都督府连同锦衣卫在内,京畿士兵实际只有十六万余人,而非应有的三十三万。外调戍边与逃役让京营力量大打折扣,即便京师重地,也仅有半数士兵在岗。战后,幸有于谦镇守,景泰年间,他从三大营中挑选精兵组成十营团练,逐步恢复京营体系。正德年间,团营制度虽已分立十二营,却逐渐败坏。明武宗朱厚照尝试改革,从团营中选精锐,交由勋贵集团编练,并调集边军,分置东西官厅,试图重建一支直接服从皇帝的军队,重现明初国朝与勋贵共天下的景象。然而,朱厚照早逝,改革未竟,东西官厅逐渐没落,可战人数也随之下降。三大营改革如同循环往复的问题,根本矛盾未解,只能反复上演衰落的悲剧。 卫所制度的衰落与营伍制崛起密不可分。外卫由都司管理,作为省级单位负责辖区军政。明初,全国设都司二十三个,辖卫所三百四十七个,均隶属五军都督府,直受兵部监督。卫所制度吸收元代屯田经验,将兵员与土地结合,寓兵于农,减轻财政负担,朱元璋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主要来源于元代遗留军户与现役军人之户,洪武二十一年黄册编造后制度更加稳固。卫所制度初衷是保留地方武装、节约军费,但随着营伍制兴起,军户逐渐沦为将门家丁,底层士兵生活艰苦,朝廷欠薪、家丁剥削、战斗力依附将领,使军队战力下降。 明中期以后,卫所逃役、侵吞田产问题愈发严重,边军与京营频繁发生因缺粮引发的兵变。崇祯初年,辽东前线军队因吃不饱而哗变,迫使巡抚毕自肃自杀;山西、陕西行都司军队亦集体哗变。朱由检虽有意整顿三大营,却因财政匮乏无力施行,京营战力已降至不足五成。 明军京营的辉煌从帝国荣耀走向凋零,既有庙堂制度的僵化,也有基层军户的困境。三大营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大明王朝盛衰与军事体制的兴衰循环。